SOMEWAY

【SOMEWAY•本月关键词】偏执公民

2009-05-11T16:38:00.004+08:00

偏执公民
文/艾未未

“512汶川地震”周年就要到了，官方一再明确表示，地震中的倒塌学校和学生死伤，与建筑质量问题，与人为的“豆腐渣工程”无关。

代表国家权威和智慧的机构和媒体在努力试图说服人们，由于地震的级数太高，学校建筑倒塌不可抗拒，所以学生死亡无法避免。既然是天意，当然不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在国家意志驱使之下，事实和真相再一次不复存在，代替生命价值的只是一长串抽象阿拉伯数字，所谓“科学调研”仅仅是技术官僚们官场献媚的赌注，在这个国家的每一次政治交易中，最先失去可能性的总是那些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六十年的国庆就要到来之时，仍然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说话的机会。公众悲愤的情感总是被无聊的娱乐和庆典所替代。毫无奇迹，与这个国家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的结果一样，国家意志又一次野蛮的取代了事实和个人伤痛，再次使国人陷入绝望的深渊中。

在这个出自“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后，违反科学的现实结论中，那几千个屈死的学生的死因，只是由于命不好，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致使幼小的生命血肉混合在砖石瓦砾和混泥土钢筋之中。官方的意思明确，在八级地震中，校舍必塌学生必死，读书受教育原本就没有什么用，知识并不能免死，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死得可能性越大，命运自然也就越是悲惨荒诞。至于在同样的地震中，那些大量的没有倒塌的建筑，那些没有伤亡的学生是怎么回事，只可能是解释为，他们的祖上没有人在朝廷里供职，因而积下了阴德。需要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利益时，不理会人民的意愿和情感，无所顾忌的背离事实、曲解真相，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这样推论：这个国家赖以依存的伦理道德是建构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真相的存在必然会动摇这个社会的基础。唯有回避和逃脱责任，牺牲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维护权力的稳定。

这样才可能解释，为什么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之前，这些人仍然选择背信弃义，这不是很傻吗，是很傻可更是处于无奈。没有社会理想，背离人道主义原则，背弃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社会，只能生存在拒绝事实真相，拒绝公平和正义的空间中。

掩盖和蒙蔽是这个社会的生存属性，没有谎言就没有了这样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任何幻想的人们，将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记忆中这样的灾难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冤的一次。人们习惯了放弃和遗忘，这次灾难的所有细节一样会被活着的同类忘却，一样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最终这所有的灾难会汇到一处，构成一个文明和进化的奇景。

这个古老的游戏简单而明确，有着永久不变的原则，它鼓励谎言、涂改记忆，灾难制造者总是可以逃脱，接受惩罚的永远是无辜的人。

在这个凶险的地方，不幸的人啊，只有一种可能，可以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告别背弃，那就是疯狂的呼唤真相，平静的拒绝遗忘。试一次吧，为了一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小女孩，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的生活了七年”的杨小丸，和与她的母亲一样不幸的千千万万个父母。永远追问“豆腐渣工程”，每时每刻的质问下去，直到我们的问题成为事实的一部分，直到每一座“豆腐渣”暴露和坍塌。

在极端偏执的政治统治下，做一个没完没了问责的“偏执公民”，这是今天健康快乐的活着的唯一可能。

【SOMEWAY•人物】《南风窗》访问艾未未

2009-04-26T16:05:00.003+08:00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那时我在火车上。走到石家庄，所有对面来的车都冲我们喊：别去了，地震了！他们不知道是唐山地震了，以为是北京地震了。我想，我这是从新疆来的，已经开了70多个小时了，不去我去哪啊？我还是回来了。我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觉。半夜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掉进水池子里去了。我在北京的地震棚住了几个月。老下雨，那时连整块的塑料布都是珍稀之物。

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去四川灾区？

512地震以后，我说过，是“蒙了”。我想全国人可能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但是很快，因为灾难的反应很多，它是一个系统打乱了另一个系统。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国家、应对灾难的这种可能性。关于那一段，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情感上都是差不多的。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我觉得这个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当然是悲痛和震惊，很快的，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当时，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我想亲身体验一下。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从中看到一些，感悟到一些，或者说让这个事实变得更具体，而不是只从网络或者电视上得到。然后我们就去了。

我们拍了一些录像和照片，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因为北川的道路当时已经不可能通过了。据说是不可能通过，后来我听说还是可以过去。之后，我在自己博客里写过很多文章。最近在整理时，我才看到我曾经反复提到，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是很不满的。不满是基于社会面对如此大的灾难，又唤起了如此大的人道主义关注，不光是中国，也包括海外华人，无论是何种理由，面对这么一个事件的后续处理上，我认为是非常不当的，缺少承担责任，甚至是尽到政府的义务。

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众多人的一个问题：当你看到灾区的一个个学校塌了，几百个学生压在下面，但是周围许多的房子都没塌，自然会想到这个学校的建筑质量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到许多学校塌了，有些学校没有塌，有的学校塌的是教学楼，也有些学校塌的是宿舍楼，这是用一种逻辑没法说清楚的。你没法说，地震必须塌教学楼，因为它跨度大，因为有些教学楼没有塌。所以说，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是孩子。这些孩子，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真正是未来。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那些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马上要走入社会或者进入大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这件事情问责是必须的。按道理说，灾难这种事情并没有谁有义务来“买单”。今天，我看新闻上，意大利的总理说，我们必须查豆腐渣工程，因为有一个学校塌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第一反应。当然，在没有证据，没有科学调研的前提下，这一切都说得太早了。但是调研是最起码的，是对人民、对舆论、对所有社会最起码的一个公正，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是期待，因为因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埋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作出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个人所希望的社会，在你个人行为当中是体现出来了。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这件事这样发生是我不能允许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有人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是作为旁观者。这是社会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会牵扯到一个理想的问题，通常我们说争取社会的民主，事实上争取民主我们已经不大谈了。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我觉得，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对“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未必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具有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三个代表”以后最主要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来自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来自伦理和道德的规范。那么同样它要来自于全民的意识，这个意识包括问责、监督，我觉得两者都不可缺少。没有监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自觉的意识的，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或者是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必然是滥用权力的。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背景。

从做的方式来说。我们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先去摸了一下底。我们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在的现状。我们做的访谈比较详细。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里，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取了血，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总之问题非常多。当我们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具体的死了，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人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什么时候是被活着的人所记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到一万这样的数字。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人，了解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的。

我们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这个问责和监督是保证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可能。失去了监督和问责，可能会出更多更大的问题。这还是从有效性上来谈，什么样的社会效率是高的，什么样的社会有可能向前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基本的理念是保证这个社会可能向前发展的一个前提。在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四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强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我们开始送出我们的志愿者，负责不同区片的调查工作。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四百人，最终参与的有一百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的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在这之前有个细节我没有说，就是我们打了两百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名单是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五一二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我们把志愿者逐批送出，他们在四川不同地区进行调研工作。尽管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拘留和带去问话的经验，有的在三到四次。但是这些志愿者们，从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他们的觉悟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志愿者受到了非常不礼貌的待遇，有两个被打。昨天还有一个去医院做检查。

对方把志愿者带去问话，主要想知道什么？

对方，主要是警察。他们问的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了你们。等等。他们会轮番地问，五六个甚至十多个人来问，基本上是用对待犯人的方式。有的志愿者必须双臂抱头面对着墙，有的被打，被搜身，被扣留所有调查的文件。接受训话，甚至半夜三更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县的路边扔下，这一切都很戏剧化。昨天，在798开音像店的老羊被打伤了，去医院做了鉴定，今晚他会把过程写下来。他是一个懂得维权的人，被打过之后头晕想呕吐，我想那是脑震荡的表现。

对方认为这件事里可能有一些阴谋？

不，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们想阻止这个调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去之前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计划和意图，让对方不要伤害我们的调查者。等于说是，打一个招呼，告诉他们我们要来了，你们应该了解我们所有的意图。尽管这样，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四川省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事，用很简单的词来概括就是“维稳”——维持稳定。维稳既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个简单的家长式的说法，就像家长说“听话”、“不要闹”，但是他也不说为什么不要闹，也不问你到底是在闹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是要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一种文化。因为真正“维稳”是对问题的发现和疏导，而不是对问题的遮掩和打压。那样是不可能“维稳”的，只会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种社会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实际上是败絮其中。说塌就塌，一遇问题肯定出事，因为整个结构都是没有任何人会认同的。

在我们接触的家长当中，几乎所有人，百分之百的人怨声载道。他们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其中很多人有一次两次甚至七八次进监狱的经验。他们都失去了孩子，他们中有被扣押几十天到几个月的，都有挨打的经验，被警察暴力对待。不止是因为上访，几个人以上的见面就会有问题，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或者说他们都需要心灵的安慰。你想，这些农民他们是没有太大能力的，他们并不是一个运动的组织者，或者说，唯一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场地震，就是他们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的孩子都是在同一个楼中失去的，这栋楼粉碎性的坍塌了。看到这些他们会问，我们的孩子怎么那么倒霉啊，其他的楼都没有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和理解的。很多人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包括对尸体的处理方式，包括之后的很多很多问题，都是需要解答的。

灾难是什么？它是不是按照日常的秩序来发生的，这个体系在处理日常的事务时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在处理这种非正常的秩序，实际上社会的经验、应对能力、理念都会显得更加匮乏。这也是这次地震深刻的一个教训。付出了这么多生命，是怎么付出的，救助是不是有效，我们不能光说情感，情感是没有用的，情感每个人都有。救助是不是有效，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救助有效的话，死的人连一半都不会到。更多人认为，如果没有豆腐渣工程，没有建筑问题可能伤亡会缩小到很小，可能只是十分之一的人。

当然，人们都说，死去的人也没法救活了，你这样说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嘛，或者揭伤疤么，但是我们接触的家长们都希望世界知道，他们希望有人来为此承担责任。他们被无礼对待，被威胁和监禁。有些镇子整个电话都被换了，这些电话都被窃听。我们打了谁的电话谁当时就被捕，这个速度和效率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公用电话打电话，也会有警察到旁边等着。在成都，我们刚打完电话，警察就在楼下等着。我们想约人到公园，在车停下来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十个警察就围上来，还没等我们出出租车。效率真是不可想象的。电话都被监听。但我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行动，我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神秘感。我们最神秘的可能是我们的伦理，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是对生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一种贬低。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同，才会有这么多志愿者，有的在学校里，是学生还在上课，有些辞去公职说，今天我辞去了工作，我明天愿意去。有些是孩子的母亲。很多白领，从事IT业，各个行业的都说我们愿意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公布名单是否是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一对父母，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遇难学生杨小丸的母亲，她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太荒诞了，你他妈独生子没了你也是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啊！这就是北川，要化25亿建博物馆的地方。她还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希望人们记住我的女儿杨小丸“她快乐地生活了7年”。

很多的家长，他们发短信，我们收到的各种信件都说，我不希望拿到政府的赔偿，我不希望去领救助。以我孩子的名义获得的任何一种资金都是一种羞耻。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他活了多少年，或者，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们不会不尊重他人的隐私。我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这还确实是这样。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如果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责任的，是要被追责的。我觉得，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追责是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话，我们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由于我们的错误致使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政治理念下，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

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从开始收集工作到现在，政府有没有相关的回应？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改变？

这个问题我不太能回答你。我能说的只是，直到昨天我的博客仍然在被大面积的删除，我说的“大面积”是指一次就删一两百篇文章。这一两百篇文章都是和四川地震遇难学生名单有关的信息，还有我们公民调查的日记。

大量删除我们志愿者的日记，这些日记每一个字都是事实。这些志愿者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带情感地去记录他们看到的事情。这些都是事实，对于将来想做这样事情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也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理由。并不是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度，我们站在道德的最底线。并不是说我们去审核别人、审查别人，而是说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勇气够不够，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轻松去谈的，不是，他们都付出了代价。他们要翻山越岭，他们要夜间在雨中行走，他们要受到别人的冷落或是误解，甚至是殴打。他们付出时间，获得的是几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还会被人从他们的笔记本上撕掉，被人用马克笔涂改，认为他们是间谍，是藏独，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社会到目前就是这个水平。你可以说，这个水平可以，我认同这个水平。你也可以说，不可能，这有点原始，我们是有可能改变它的。

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只要我的意志还在，我就会做下去。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我希望问责是我们的日常行为,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512。

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有很多打算，我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价值25个亿的博物馆，或者说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包括应该怎样活着。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承担。

除了四川地震这个巨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可能是我们日常的悲剧，而更大的悲剧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是的，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一种伦理沦落的选择中的一种技巧。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你父亲的诗？有一篇叫做《他死在第二次》，这个给我触动很大。不知道这首诗所表达的，和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很吃惊你会说起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父亲有这样一首诗，直到你说起。啊，真是。 “等那青草覆盖的泥土……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标出，又有什么用呢？”他是一个非常生命至上的一个人。他曾离开中国三年，去了巴黎。他说那时他离开是为了回来。等我去美国时，我说，那是你们，我离开了就不回来！没想到这么坚定的想法后来也改变了。他们那辈人复杂性不强。我在新疆待了16年，北大荒待了一年。其中5年我父亲在打扫厕所，多年待着没事。他已经身份是右派了，我和他没太多交流，因为他60多岁，我才十几岁。回国后我们交流也不多，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在十三条的四合院里说的。可能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有点傻。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一直记得。我觉得，确实有时我们都太客气了。

以前很讨厌别人提起家庭和父亲的关系，后来我也能理解。你自己什么也没有，人家当然要这样联系。媒体这样写有时也是为了好发，或者有一个立场。所有父亲不好的基因，我都遗传了。他比较个人主义、反权威、自由化，比较喜欢谈公平、人性等等。（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能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来了客人要问，他也不知道，挺丢脸的。我有时随口跟他说一下，上三年级说是六年级，客人还会很奇怪，六年级人还这么小？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FANS。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都没享受过，还好没有。

这首诗讲的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他是在解放战争中死去的，那他有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现在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的枪下；如果是在越战中死去的，那现在更不要谈了。我非常认同艾青这一点，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痛苦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因为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当你发现你无法做出改变时也是很郁闷的。当你发现一个明显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很郁闷的。但是同时因为你这样去做，从而去证明了一个生命是完整的。一个人的意识是决定于人类的意识状态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不管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可能性下，个人的价值都是必需的。这就是用途了。当然，更多的用途是有可能引起另外一个生命的共鸣，或者我们的意志是可以共享的。这是交流的一个需要和动机，通过诗歌、文字或者博客，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你对自己做的这件事有信心吗？

不是有信心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认了很多价值。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种价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说，喔，我看到一个人受到别人攻击我不管，看到一个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险我不说，那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说也不是因为有了某种成果我们才可以去做。做，已经是结果，坚持你的所想，就已经是结果。

你博客上的那些言辞有时更像是流氓骂大街，是你主动选择了这种表达方式，还是被动接受的？

首先，我也是在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下。因为交流的手段非常有限，甚至单方面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的时候，也会有对自我的放弃感，有很沮丧的感觉。这时候我的言辞可能会不体面，很大程度上我是表达一个态度。因为观点每个人都懂的，我不觉得谁在这种基本问题上、在观点上有什么优势。我相信甚至连我们认为的对立面，他们也懂得我们在做什么，只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不允许他按照我的这种方式来做。态度的表达很容易带上情感和情绪，我毕竟不是要做一个人的典范。我不想说我是有规矩的人，我只想说我是有态度的人，我是有意图的人。

除了收集地震名单，我注意到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心政治，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说是大面积的伤亡，不要说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会出问题。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人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后来去了美国，对另外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个人和权利的关系，包括冷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关系，逐渐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人或是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是没法存在的。

当然，这仍然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来完成。以前我做了很多采访，后来我认识到博客、互联网的作用，我用了很大精力在互联网上。我可能是，估计在世界范围内发帖数量最多的人之一。3年内我发了3000多个贴，平均每天3篇。以前我是不会用这些的，每天都发这么多帖，除非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干的人。3年里同时我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几十处建筑，做了多个展览，出版，策展，做了很多对别人的访谈和其他的活动，但是我还是真正地爱上了互联网，它使我们变成了另一种人，这种人有可能和他人产生更复杂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非常轻、非常虚幻、非物质化，但同时也能是坚实、有信任感、很默契。这是我喜欢的状态，若即若离但是又任何时刻都存在的状态。在这之前是不可能的。

今天又贴了几篇博客？是你自己写的吗？

贴了2篇，以前被删除的，我重新贴回来。因为有一个人数的统计。最后，我希望还是政府来做这件事。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是谁养着他们，他们想公布就公布不想公布就不公布？

你想过专门弄几个博客吗？

我特别想那样，我都想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辞掉，专门弄博客。搞一个办公室里面有200个人，天天在里面发博客，建立一个博客国，我们可以用我们混乱的意识和我们酒后的状态来瞬间繁衍所有的奇思乱想。

那你想没想过专门架设一个国外服务器的博客？技术上并不难实现。

很简单，翻墙。但是我希望我的博客是，人家摔了一跤才知道你在那，而不是人家专门去找你。因为博客最美的地方就是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人能进来，然后坐下看一会儿。我不希望志同道合的博客，这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觉得翻墙找来的这些人可能已经过滤了一些人，比如他们是关心时政的呀……

你希望看热闹的人都进来？

反正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就是你不明不白的也挨了一砖头那种。不是战士站在一起，像仪仗队一样前进，那样我不喜欢。新浪这个虽然每天都在删除，但是对我已经很优待了，至少没有给我封掉。有人问我为什么还没被封，为什么敢说？那是因为我吃了豹子的胆，豹子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没有人吃过，我在新疆时吃过。他们为什么没抓我，可能我就是安全局所雇的，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这么天真？

你曾经说过，小时候已经对人性和现实有了认识，那时你所认识到的现实和人性是什么？

我认识到的现实是一个永远不能走到尽头的隧道，可能是再不会天亮的夜晚。人性也可以是完全没有善意、同情、怜悯、正义的人性。可能会长期这样，也可能永久这样。这是我童年的认识。

后来这些认识有没有发生改变？

有。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周围打扫干净；为什么我们应该告诉别人什么地方有危险；为什么我们会说，哦，这阵风吹过来很舒服；为什么会说，今天冷了多穿衣服。我们是人类，是很脆弱的的一种东西，我们必须维护这种脆弱性，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的国度，或者说是西方标榜的一个民主的状态。但是这个所谓西方标榜的，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中为我能够修复我心理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美国那段时间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表达方式或者价值观？

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真空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想那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不做什么，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我在那个时候，表面上看荒废了很多年，什么也不做，彻底地放弃，在美国成为了一个非法移民。

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是很正常的事情。海湾战争游行我也去参加过。大概是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被优化，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纽约民众自由工会，专门监督警察的。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纽约我待了十年，太熟悉了，很无聊。后来连起床的理由也没有了，美国梦对我也没有吸引力。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锄草修房子带孩子洗碗……任何活我都做。为了下月生活费。我用了两年时间在大西洋城赌博。我忽然发现，需要钱就去赌场提，那就像我的私人银行一样，一点不夸张。那时，我住的街区经常可以看见那么长的一辆白色卡迪拉克，缓缓地停在我的门口，一个司机戴着白手套，拉开车门，我从地下室出来，上车。车缓缓地驶向赌场。他们开车来接我，总统套房，法国大餐为我准备好。我业绩很好的。那时我穷得没什么可输，所以还蛮认真的。每个星期有50多个小时在桌面上，像上班一样。我草这么长时间还活着，还不是英雄？还非得中两弹？我都不觉得那是赢，我每次去带回三五千，搞得我很累。我这辈子去的最多的城市就是大西洋城。
有一天，我站在百老汇街头，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没拿学位，也没拿美国的身份，像个流浪人一样，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是空手而归。

没有依附于某种价值，那么是不是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说老实话自己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没有什么，除非我们把我们的结构跟社会的结构放在一起，跟他人的情感放在一起，否则一个生命如果完全孤独生存的话，就很难证明它的存在。

52年中，你自己思想发生转折是在那几个阶段？

我去美国是24岁，回中国是36岁。开始比较积极地做事情应该是在48岁左右。每个本命年时，都是我的一个转折点。05年的时候我48岁，在艺术方面我投入比较大一点，06年左右我很多时间是在做建筑。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从小在新疆，住在一个连队，一个偏僻的戈壁滩上。9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放羊，因为我已经感觉到社会很排斥，放羊是最孤独的，也是最自由的，可以和羊群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法和羊群在一起，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新疆的土是碱土，干的时候就全都是扬起来的，有几滴雨就变成烂泥。

到了美国，实际上我又到了一个荒漠。因为我不懂英语，又不是移民，我所有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在那个社会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所以我很尴尬的在那待了很多年。那也可以，毕竟那个社会生存比较自由，所以我也很容易地在那里过着，实际上还是完全没有意义和含义。我没有目的，我也不希望拿到一个学位，我也不希望在美国拿到身份，我也不希望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财富或者稳定的基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我是一个来自革命的年代。从那个年代一下子到了纽约之后，我再次发现自己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93年我回来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点改革开放还不算什么，中不中西不西的，整个乱七八糟。到我真正有能力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是在2000年左右。我盖了这个工作室，莫名其妙地开始做了建筑，我从来没学过建筑，我做了很多建筑，做了60多个项目之后，又开始重新回到做艺术。现在人家说，唉，你怎么这么关心政治？其实我都是自然地进入的。可能是一个事件，我发表了一些议论，然后这些议论又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事件。

哪个事件是那个最初的触发点？

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的电脑。是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因为他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应该对这些人收容遣送。以我的美国经验，当时一下子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应该去看一下，如果你们去看了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我的照片在《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和权利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杨佳案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哪些细节最初打动了你？

杨佳案在媒体上出现的那一秒钟，我就看到了。当天我写的博客“一个孤僻的人”。触动我的几个细节是：他的名字、年龄、上海作案的北京人，出身和地域，再就是媒体最初的反映。谈到了他的双亲，工薪家庭，生性孤僻。当时我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像这么一个人基本是没有可能再说清楚了。我在博客里写：“孤僻可能是因为自己羞怯，或是因为他不喜欢周围的人。孤僻的人可以是一个合格公民，可以对社会和他人有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可以一直的孤僻下去，孤僻的了却一生。”但是如果你去招惹他的话，他会使你死亡。

怎么联系上杨佳的家人的？

直到最后我一直没联系到他的家人。后来，我发现这个案情越来越离谱了。上海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极力说，我们没做错任何事情。这个人就是这样了。很显然，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行政的干预和为几个打过他的警察的开脱。这是毫无疑问的。直到今天，经过一审二审高院复核，也一直没有说出这句话来，杨佳在一审中，一句话没说；二审中他说，我只想问你们打了我没有？杨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品质极高，极为聪明。他只问你这一句话，你们到底打了我没有？他不想开脱，很轻松，没有什么要逃脱的责任。他说，你们杀了我吧，没问题。但他这句话，到今天社会依然不敢面对。有人敢跟我来对质这个问题吗？什么样的社会会用所有的权力来掩盖很小的一个问题呢？这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几个不法警察对一个公民存在价值的蔑视。这个人骑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被怀疑是偷的。他出示了证件，因为背着包在后面，没有下车，他们觉得失去了面子就给他抓到所里，关到工作间里收拾一番，半夜两点叫他滚蛋。没想到这个人是有点维权意识的。在所里就打了110，打了电话给他妈妈，说了两百块钱电话费，不依不饶。给警督打电话。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指向，这个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警察是会这样做的。重要的不是警察做的，而是社会为了掩盖这么小的问题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会不惜让所有人对公检法失望。关于杨佳案，我写了将近70篇文章。有很多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觉得我必须写出来，有点半疯状态。其实我还是在探讨一个简单的伦理，如何实现公平正义，这些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公安私下说，草，这个事我们做砸了，我们把自己给饶进去了。我们本来是想保护奥运的，现在我们知道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靠！这叫什么社会啊，这连黑社会都不叫！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30年前会怎么样？30年后又会怎么样？

30年前几乎没有偷盗问题，警察也不会打人。除非是意识形态问题，不然我想杨佳不会死。如今的警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腐败。30年后，我们还有30年吗？假如有，我也不知道，这和中国走向何处很有关系。我们有可能走向开放、富裕，但也可能走向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出现所谓“贱民”。那时矛盾会更加激化。现在中国在路口上，两个方向都完全有可能。

你说过“漠视政治的艺术家是愚蠢的”，你欣赏哪些介入政治的艺术家？

我认为，如果说艺术家应该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我完全不认为艺术是一种美化生活、装饰生活的需求，我认为艺术必然是唤起人民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一种可能性。

你认为像哈维尔一样，由艺术家成为总统，这会是一种理想方式吗？

我相信所有做政治的人都会说，这样做很幼稚。政治是一个很神秘的，不可触及的范围。但我相信在一个比较可以让人生存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涉及政治。每个人都应该触及不可触及的领域。每一个都应该活得更加天真一些。我们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和神秘的政治，我们不需要这些排除普通人情感和普通人判断的政治。这是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区别。比如说，在美国，做审判时需要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不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他不能受到任何偏见，他越无知越好。他不能够说，我已经对这个事件有了看法。为什么我们在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候，要用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判断？因为我们相信世界的幸福就建立在这个最简单的判断上，没有这个判断就没有公正可言。昨天瑞士的前主席来我这里，一个人，大使陪着他，随随便便过来，一个人又走了。你会看到，为什么他们在那个社会里那么不重要。他说，我们完全不重要，我们有七个部长，轮流一个人做一年主席。他说下一届又要轮到我。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了，政治家会变得如此重要？必须要全民来欢呼，要检阅三军，在另外一个国家政治家走着路上班，他们到一个有意思的市场去买菜。这也许就是社会制度不同吧。

但是在有一定权力的时候你的表达才是有力的，你的声音也更容易被人听到，如果说一旦拥有权力这种表达就会失去客观或者独立性的话，这之间是不是一种矛盾？比如，如果我希望更多人听到，我就不得不借助我的身份。

会是一个矛盾。你会为了表达而去获得某种权力，而由于获得了某种权力你的表达又已经发生了变形，这都是可能的。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独立的人用最原始的价值观进行拷问的原因。我们不但对个人，对政府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体制说可能是这样那样，我们说没有这样那样，必须是这样。不在这个基础上我不玩。这个游戏只能这样玩。要不然，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种手段，那你还玩什么玩？

你自己怎么解决这个身份的矛盾？

我的身份很简单。没有这样做之前，你没有名，你这样做之后，因为大部分人放弃了这个权利，放弃的人说你有名了。因为他把他的权利交给了你。我想，如果你很想有名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名，其实都可以，关键是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没有名你也可以这样去做，这样你的后代可能会变得有名。这个问题很难去谈，关键是你用资源去做了什么。这个资源在你这里和在他人那里有何不同。我觉得所谓一个人的声望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资源，同样知识也是社会资源，它们共享的可能性和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才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你会不会因此讨厌那些利用社会身份来讲与基本常识相悖的东西的知识分子？

我觉得，通常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甚至觉得几乎是没有的。这是件悲哀的事情，因为知识是一种公共财富。在用更科学或者更富有伦理标准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利益的时候，知识才有价值。我们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运用了这种价值呢？你翻一翻我们的历史。有几个人曾经用他知识的身份维护过公众的价值？我觉得他们也没运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很谄媚，只是马屁精。这些人挺多的，只是想混饭吃。因为知识本身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更是和理性、科学这样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

有很多像你一样做各种努力的人，很多选择皈依宗教来获得心灵上的支撑，我想知道你在痛苦和困惑的时候选择什么方式作为支撑？你的信心来自何处？

在信仰问题上，我挺简陋的。我的信仰是非常单薄的一页纸，翻过来那边就没有东西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我有点担心的是，在这边我也没有写满。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状态。我觉得，在我们生存的这七八十年，或者五六十年，又或者有意识有精力考虑问题的这三四十年里，实际上对自我的关注都很有限。因为生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过程。包括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包括对自我心理和情感的认识都会是比较茫然的，或者说都是处在一种迷惑的、很难达到和解的、真正认同的状态。我很难想象我会去依附另外一个系统，无论是宗教的、伦理的、或者是其他能告诉我怎样去做的系统。

你觉得未来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变革，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那未来后五十年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后五十年？我是王八？王八采访录？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到政府的反应，到民众的反应，到警察、到参与者的心理变化，那些志愿者写回来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伤感或者是激动或者愤怒或者感动，都可能。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过一座山，要过一条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是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权利让我们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是维护了别人利益的人。我现在是20岁，我开始了我的80后。

你最近看书吗？有没有看过《中国不高兴》？

我从来不看书，我的书都属于画册翻一翻这种。《中国不高兴》听说了，但是没有看，是不是和《中国可以说不》有些类似？虽然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先不要说国民。这是一个在中国始终是可被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谈中国高兴不高兴都是为时过早的事情。

【SOMEWAY•关注】：“中国•后天第二届（2007—2008）双年度文化艺术奖”

2009-04-22T15:59:00.006+08:00

获奖名单、授奖辞及获奖感言

一、【后天诗歌奖】——朵渔（天津）、陈小三（西藏）
二、【后天翻译奖】——得一忘二（新加坡）
三、【后天小说奖】——华秋（四川）、杜撰（甘肃）
四、【后天音乐奖】——万晓利（北京）
五、【后天电影奖】——应亮（四川）、赵大勇（广州）
六、【后天艺术奖】——向京（北京）、卫保刚（北京）
七、【后天学术奖】——夏可君（北京）、吴冠军（澳大利亚）

说明：
1、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无奖金，无奖杯，无权威，但颁发获奖证书，以作纪念。
2、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每两年一届，详细活动资料将全文刊发于独立艺术杂志《后天》中。
3、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追求独立、自由的文化艺术精神，旨在对中国当代杰出的文化艺术的思想者与实践者进行严肃公正的褒扬与价值认证。
4、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目前共设七个奖项，排名不分先后，分别是：后天诗歌奖、后天翻译奖、后天小说奖、后天音乐奖、后天电影奖、后天艺术奖、后天学术奖。
5、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将通过国内外知名文化网络和严肃文化媒体进行报道，以扩大获奖者的积极影响。
6、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拒绝自然来稿，拒绝权钱交易，拒绝伪艺术、伪文化、伪先锋，倡导独立的、人性的自由主义精神。

一、【后天诗歌奖】——朵渔、陈小三

朵渔授奖词：

诗人朵渔以其极具个人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开阔的文化胸怀，让自己的诗歌深深契入这个时代最黑暗最坚硬的部分。如果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传统在出生于七十年代的诗人中间得以传承，并已形成年轻的力量与气势，那么朵渔——无疑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位。朵渔在诗歌中的深度追问与痛切关怀，让更多具有现实关怀的人们看到，诗人并未集体缺席、失身于这个在痛苦转型中诡异迷离的时代。

朵渔获奖作品：《大雾》（2008）

朵渔简介：

朵渔，(1973— )，原名高照亮，著名青年诗人、学者。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主要作品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现居天津。

朵渔获奖感言：

一个文学奖是否令人尊重，不在于它所谓的权力后座、标准预设和程序正义，而是它最终奖给了谁。“后天文化艺术奖”没有奖杯、奖金、仪式、权威，只有一篇授奖词，和一种毫不含糊的理念与底线——尊重创造的艺术理念，与坚守良知的伦理底线。我在此意义上尊重这份“一个人的文学奖”，欣然接受并深表谢意！
近年来，我看到诗之大道在精英们的犬儒、隐逸、与世俯仰、小富即安中闪闪发光，我敬而远之，并从入世的小道踅进——我的生活、秉性，我的家庭、故乡、城市和祖国让我不可以暧昧、逸乐、神化、复古、修辞、高蹈和无厘头。我愿意在杜甫的阴影下长吁短叹，在精英们的胜利中甘于平庸；我愿意在爱的虚构中寻找支点，并抵御着幻灭与虚无的诱惑。我感到路很长，也许仅仅只有中途。
“在读完《穷人》的手稿后，德米特里·格里格列夫和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在半夜三点按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称他为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离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靠在窗口，哭了起来。他当时的感受是：‘这真是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多么善良，多么高尚！而我却多么平庸……如果我把这一点告诉他们，那么，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汉斯·昆《诗与宗教·在无宗教中对抗宗教》）我为这个故事所感动。我为我所有那些民胞物与、摩顶接踵、入世情切、发愤以抒情的朋友们所感动。但我时常感到自己的平庸与无力。也许我只是痛苦的一个残余。
——幸亏有你们。
2008-12-6深夜

陈小三获奖词：

当大地的清贫与历史的阴影长久地纠缠，并露出大面积的血痕与雪痕的时候，他们没有退却，开始诗魂的漫游，在大地上寻找自我流放地。诗人固执地葆守着诗歌的良知与汉语的光泽；诗人依旧习惯于处乱不惊，并沉浸于孤清落寞的时代叙事中，袒露出他独特的睿智、澄明与深刻，以洞察人性的方式叩问记忆中的阴暗与物理的秘密。

陈小三获奖作品：《拉萨诗章》（2008）

陈小三获奖感言

2008年让人百感交集。从年初的南方雪灾、拉萨3.14、汶川大地震、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山西溃坝、奥运会、毒奶粉、猥亵门、陇南事件到杨/佳之死，到罢运、罢教，等等。
面对这些，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感到羞愧，不安，以及深深的羞耻。我写下了什么？写下了一行，几行？还是如同呓语滔滔不绝？诗无能，无用，无力。
艾未未说：是谁在威胁我们？
这是一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国度，我常常觉得我毫无尊严，每一天都在和谐地苟活。
诗人江雪先生说：“诗人在任何时代，不能寻求任何思想观念的借口去背离时代、逃避时代，不能失声，不能缺席，这是我一惯的立场。否则，他就不是一个诗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文人。”是的，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与国度，唯有直面它，勉力发出自已的声音，个体精神，诚实写作，独立判断，说真话，说出时代与我们相遇的真相。
《后天》是明天的明天，它广阔的视野，自由与独立之精神，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相比后天同仁的工作与努力，《后天》将这个奖颁给我，我感到惭愧。感谢《后天》！
陈小三2008-12-2于拉萨

陈小三简介：

陈小三原名陈先旺，即巫嘎。男，1972年11月生。福建清流人。“三明诗群”成员。作品散见《放弃》、《水沫》、《后天》、《平行》、《诗歌现场》、《天涯》、《芙蓉》、《青年文学》、《汉诗》及诗歌刊物等。著有诗集《交谊舞》。现居拉萨。

二、【后天翻译奖】——得一忘二

得一忘二授奖词：

出于对诗歌翻译的高度自律，得一忘二在翻译中遵循四个阶段：诗句字面翻译、诗意深度理解、诗歌语义还原以及诗歌风格界定。诗人得一忘二（范静哗）成熟大气的翻译风格与诗歌声誉早在坊间流传，作为一个大量翻译美国诗人普拉斯作品的翻译家，又可谓中国译界第一人；作为一位普拉斯学者，得一忘二通读大量普拉斯研究的学术著作，他个人最新的普拉斯研究论文考察了她的视觉诗学，这也令他能够超越“自白派”诗歌中的私生活主题处理，而更加注重她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技巧。

得一忘二获奖作品：《普拉斯诗选》（2000—2008）

得一忘二简介：

得一忘二，原名范静哗，生于60年代中，毕业自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曾在南京某高校教书十三年，现居新加坡。主要研究领域是英语文学、诗歌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文化研究等。除专业学术论文之外，有译著数部，而以中英文创作的诗歌除少量发表在境外杂志上，主要发表于自己的博客和专栏。

得一忘二获奖感言：

　　我和江雪先生并不认识。然而，我读过他的诗歌，也知道他主编的《后天》是一份高质量的民刊。这令我钦佩。不是小圈子的民刊不多，没有圈子，因此就更能保持开放、平等、尊重，而《后天》不仅开放，而且还凝聚了一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学人、诗人与艺术家。“圈”字，是一个多音多义字，如“小圈子”，如“圈养”；这个字暗示一种封闭。
　　独立精神的人，目标可能是异质的，而精神却是同质的；他们以各自的招数在当今社会这一江湖中或行或止，相望也相忘，惺惺相惜而不会炒作、奉承，这江湖因而死水微澜，令人感到仍有生机“在水底思想”(江雪语)。
　　当江雪先生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后天》翻译奖时，我很感意外，但稍作犹豫后，就接受了。犹豫的原因是，我不过就是在自己的网络菜园里，尽量负责任地翻译介绍一些英语诗歌，这本来只是自己的专业爱好，从未想到过任何奖挹，而还有很多人是有理由获奖甚至需要褒奖的。对于一个没有奖金也无任何附带条件和义务的奖，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更何况，这样的奖来自一个坚持批判精神的民间杂志。感谢江雪先生的提名，我因为这样的奖项而能够和一批令我尊敬的人士具有进一步的精神联系，深感荣幸！

三、【后天小说奖】——华秋、杜撰

华秋授奖词：

诗人华秋在小说中勾勒了一个个青春时代的欲望叙事场景，同时也在试图驯服诗人关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如何在理想主义（往事）、英雄主义（暴力）和浪漫主义（情欲）的争斗与纠缠中得以重新审视“我们”（70后一代文艺青年）的生活，从而在后改革时代的天空中捏造一个形而下的巴比塔。

华秋获奖作品：《杀李哥》（长篇小说，2008）。

华秋简介：

华秋，1971年重阳节生，2000年开始写小说，次年开始写小说。作品有诗集《诗无邪》、长诗《33岁》、长篇小说《只和我有关》、长篇小说《杀李哥》。

华秋获奖感言：

感谢《后天》评委对我的鼓励。我了解并赞赏《后天》杂志的主旨以及江雪等人独立的民间态度，此次获奖所产生的荣誉感对我来说是真实而可靠的。
《杀李哥》主要内容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很长时间作为我难以安息的隐私而存在。写作之初，我没有“70后”的意识，也无意写成评论者所说“70后的阳光灿烂”。但因我恰好生于1971年，青春期正好经历八十年代中期社会思想和行为剧烈变化以及后期突如其来的惨烈事件。正是结束时候的惨烈，构成八十年代的悲剧性，因此也是最具“青春性”的。这“八十年代”异乎寻常的现实，令我感觉青春期之后的经历都无足轻重，——这是我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的。
初学写小说的人如我，提笔自然前往那韩东所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东西。横亘在前的记忆，其“现实性”超过所谓的当下何止百倍。
这篇小说之所以写，是因为不得不写。我需要消化那段经历，甚至寄希望于小说的一个“解毒”功能。——我以为，把记忆写成故事，便可以束之高阁，便可以睡个好觉。事实上，效果适得其反。我写完《杀李哥》后，反倒对“八十年代”更为著迷。也许这个年代需要我用一辈子去琢磨，甚至需要几代人去琢磨也会说不定。
目前我在写一个新小说，用的是一个流浪汉的身份，其游历仍然以八十年代为主。还是那个时间、这个社会，但此番换了角色，一个流浪汉，一个比我大的人，一个纯粹体力行事的人，他会对八十年代得出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不知道。看得出来我已经受到“八十年代”的蛊惑，上帝保佑我，以及同龄的朋友，保佑我们驯服青春期的记忆。

杜撰获奖词：

诗人杜撰的小说，讲述的是几个文艺青年在一个偏远小镇上的故事，杜撰让我们看到一种“后来写作”正在成为可能，并且真实地凸现70后一代人全新的写作观念，如何与时代流行文化保持清醒的警惕与反思——“这一切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独立的写作往往在友谊中完成，从而成就独立的思考。

杜撰获奖作品：《这一切比你想像的还要糟》（2008，长小说）。

杜撰获奖感言：

我真的写了小说吗？

一年多以前，医生嘱咐我在硬板床上躺二十天。这二十天时间让我暗喜，每天除了吃饭和睡眠，除了和钻进床底的孩子做游戏、听磁带，我开始了一次难得的集中阅读和写作。几天后，我感到待写的小说在胸中翻涌，搅得我不能安心平躺。我背着老婆离开床板，找出家中陈年的稿纸，拿到餐厅，用钢笔写下了小说的几个章节。
这是我一直计划着的小说，也是我一直在写的小说，其中最早的章节写在十二年前的笔记本上。四年前，受朋友音乐专辑名的启发，我想好了小说的名字。随后我想好了它的字数，我想把它写成一个十二万字的长小说。我反复离开床板，坐在电脑前查看字数。我躺在床上反复设想结构，直到坐在床边小凳上，用直尺在稿纸上画出了一个坐标轴。
二十天很快过去了，后来的日子，我通过电子邮件请远方的朋友录入手稿，请远方的另一位朋友帮助校对三次，同时我完成了打印稿的修改。经过半年之久的存放和调整改换，这个小说在年底之前最终定稿。春节之前，我曾有个想法，用电子邮件向几个诗人朋友们拜年时，把小说的电子文本当做礼物同时发给他们，顺便问一问他们的看法。年关的匆忙和我的懒散，使这一想法仅仅成为想法而没能成为行动。
春节时一次酒后，我向回家过年的大哥二哥提到了我的小说。我没有请他们阅读，也没有问他们是否在网上读过片断。二哥说好，并说要向他的朋友推荐。随后我们的话题很快转移了。另一次酒后，大哥带我们兄弟姐妹斗地主，大哥侧身对我说，你还是继续写东西，走文学的路。他说起我的某首诗写得很好，很感人。我没有问他是哪一首，他肯定读过我的很多诗。我想起以前大哥回家时，也曾鼓励过我写作。大哥二哥很早就知道我在写诗，那是我还在偷偷写诗且羞于示人的时候。那一年二哥得知我写诗的时候，还曾劝我说，你写诗可不要写疯了。那时刚好有个第三代诗人疯掉了。
二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写疯掉。我一直在写诗，因大哥二哥的支持和朋友们的错爱，诗歌散见。写小说，是我写诗之后的事情，因诗人江雪的错爱，我的小说得以第一次发表在纸质刊物。此次获得“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小说奖”，这来自民间的奖项，是我半生写作所获的处女奖。这个上午我敲打键盘，在电脑上写这篇获奖感言，不时抬头望向窗外飘落的雪和隐现的阳光，想像持续干旱的河湟土地春雪初霁，难道我要像那些满天飞的地震诗人一样写一首干旱诗吗？年迈的母亲在厨房里做馍馍，我闻到了面粉和菜籽油混合在一起的焦烘烘的香味。我想起多年以前，母亲坐在冬末的阳光里织着毛衣，她忽然问我，你还不写吗？

2009.2.25

杜撰简介：

杜撰，男性汉人，祖籍宁夏隆德杜川，1970年生于甘肃广河，现居甘肃河州。生有杰作杜一诺。撰有自版诗集《十二》、《暗质制作b002》等，长小说《这一切比你想像的还要糟》及随笔集等。

四、【后天音乐奖】——万晓利

万晓利授奖词：

有人说，万晓利像是古龙先生小说中长发飘飘的剑客；也有人说，万晓利是在现实中的城市与乡村之“文化边缘地带”流浪、思考的音乐人。我们热爱万晓利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品质的朴素与尖锐，音乐精神的独立与反抗；他的声音与我们的时代有关，与时尚前卫的艺术姿态无关。

万晓利获奖感言：

2月4日，北京很冷。诗人、小说家杜撰在网上转告我，他的一个朋友江雪很喜欢我的专辑，他创办了一本以文学艺术为主的民刊《后天》，并决定把今年的先锋音乐奖颁发给我。提起民刊，让我想到《下半身》和《低岸》，诗我是不懂，但这种形式，我觉得好玩，兴趣大致相同的朋友凑一起交流，简单又纯粹。

江雪嘱咐感言一下，我就说几句：
1：凡事要能抱着玩的心态，就不会有压力，不脸红。
2：孤陋寡闻的，刚知道《后天》，有机会一定要拜读。
3：不管哪张吧，感觉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不知从哪说起……前几天和朋友酒聊，他提到了《鸟语》，说每次听到“有一天满天的羽毛飞舞 /夕阳染红大地 /鸟儿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 /至今没人能懂……”的时候就难受，说那个人自杀或是被干掉了，我说那不是我的本意，解释的时候，随口说他只是像狐狸一样逃跑了。这么一说也让我意识到原来《狐狸》和《鸟语》是一个东西，都是说的失望和逃跑。原来几年来一直在这个情绪中，改变的只是形式。这也正如我愿，一直觉得形式最重要，对音乐来说尤其是。我现在对音乐的理解是气质第一，说气质是因为更好理解。音乐（还是叫歌曲吧）的本意是什么？一旦你要唱出词来就会被定义，被词所束缚，词就涵盖了音乐，这不公平。但丝毫没有办法，人们更愿意听你在唱什么，在表达什么内容，然而音乐是没有内容的，固定的情感都没有，一段纯音乐可以随便臆想它的所指。写歌儿是件尴尬的事儿，尤其是你已经自讨苦吃的自我定义。这么说的道理是，我喜欢音乐胜过歌词。说多了，祝大家好！
——万晓利 08.12.5

万晓利获奖作品：《走过来，走过去》、《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音乐专辑）。

万晓利简介：

1990年至1994年在酒厂上班，其间加入过一些文艺团体。1997年，来北京做职业酒吧歌手。2002年7月，签约Badhead厂牌。2002年12月，首张个人专辑《走过来，走过去》由Badhead发行。现居北京。

五、【后天独立电影奖】——应亮、赵大勇

应亮获奖词：

导演应亮的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不仅是一部关于意志与复仇的诗意沉思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对平民暴力美学进行深度阐释的电影。同样，他的第三部电影《好猫》（2008）同样折射出了中国当下新锐电影人继续背负愈加独立的人文艺术精神，并开始新一轮社会电影的历史反思与诗性追问，同时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多来自过去时的未经加工的社会影像史。

应亮获奖作品：《背鸭子的男孩》（2005）、《好猫》（2008）。

应亮简介：

应亮，1977年生于上海，现定居四川，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接受电影启蒙教育，后毕业于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至今共拍摄各种短片十四部，长片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2005），先后参加30多个国际影展，并获得香港、旧金山、东京FILMeX、新加坡等五个国际奖项。第二部长片《另一半》（2006），作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当代亚洲”影展开幕电影，在纽约连续放映六场，至今获得包括全州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内的四个国际奖项。第三部长片《好猫》（2008）获得布里斯班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联盟奖。

应亮获奖感言：

实际上，我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昨天江雪给我电话，因为是第一次和他通话，我还在琢磨他的湖北口音，他忽然就问我，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呢？我当时就呆掉了，心想还有这么一问吗？随口就答，当然，难道可以不接受吗？现在清醒下来有两点感言：第一，确实是真民间，可以平等如斯。第二，实在怪我冒失，我本不该得这个“双年”电影奖的。
在我的概念里，电影这个词要更宽泛些。而在这个宽泛的领域里，07—08年度的独立剧情片有所进步，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反，纪录片作者们进展迅猛，他们以更独立的立场与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着个人的客观“纪录”。所以我建议，江雪和双年奖的评委可以考虑给某位纪录片作者一个奖。如果我有机会与某位当代纪录片作者并列这个双年奖，那将是莫大的荣幸：）
“本不该得”还有一个理由，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所谓导演，电影界也离我非常遥远，《背鸭子的男孩》拍完之后我也没什么计划拿出来给太多人看，因为我不太觉得那是部“电影”。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拿DV拍些东西的人而已，生活在文化与空间双重边缘的四川自贡。
但我既然答应接受了，所以奖还是要的，不然错过，就不知道还要多少个“双年”之后才有机会了：）这个奖对我的意义在于，它会提醒我，独立剧情片是很受关注的，人们也希望电影可以与其他艺术门类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接受这个奖，接受这个提醒，谢谢！

赵大勇获奖词：

赵大勇在《南京路》中将镜头对准了社会最底层的流浪人，赵大勇在纪录片中不仅仅在追求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而是试图通过独特的人群影像，构建一个时代的真相与隐喻，从而让我们感觉到纪录片中到处充满福柯式的悲欢，以及无能的力量；正如赵大勇所说：“我无法忽视活生生的现实在我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必须要借助一个有力的主观渠道来解释我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必须要共同对它进行检视”。

赵大勇获奖作品：《南京路》（2004—2006）。

赵大勇简介：

1970年出生于辽宁。1992年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92-1995北京职业画家。1995-1999广州从事广告导演。1997创建广州大客设计公司。1997主持出版当代艺术杂志〈文化与道德〉。1999-2001于美国哈佛大学做东亚艺术交流学者。2002开始云南纪录片《废城》《上帝在中国》拍摄。2004-2006独力制作纪录片《南京路》，并获得第4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评委会奖，《废城》获得2008年第5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最高奖“独立精神奖”。

赵大勇获奖感言：

为中国的当代文化作出奉献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影像的力量让我意识到这是天下最有力的武器。
关注现实，好像是变得比经艺术的名义更重要。
为了尊严，我会坚持拍更多影片。

赵大勇
2009.2.27

六、【后天艺术奖】——向京、卫保刚

向京获奖词：

向京在利用雕塑的形式，在中国进行着一场关于身体的艺术革命，并且在实践着她个人化的身体诗学和政治隐喻，重新解构艺术的“轻”与“重”，通过夸张的肉体来重塑一代人的灵魂焦虑，在观念视觉中还原历史的在场感，从而达到追述一种本雅明式的艺术救赎理想。

向京获奖作品：《保持沉默》（2005，文汇出版社）。

向京获奖感言：

对我这种经常被提名却老也得不了奖的人，对这个后天奖原本也没在意，后来是看到江雪先生寄来的两期杂志才看出有点认真。杂志是用很传统的方法包裹寄到邮局，我要拿身份证去取才行。我刚搬回北京不到一个月，找邮局就找了几天。这样的方式、速度和杂志拿到手里的感觉都让我回想起那个可以叫作“革命的浪漫主义” 的年代。一些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和现实的价值观做着有用或者无用的对抗，坦白地举着“独立”“先锋”这样的旗号，不管这样的词汇是不是在现在的时代由于使用过渡而变得完全庸俗苍白。《后天》杂志的内容让我有些感动，这个时代已经无所谓救赎了，大家都只是在人山人海里胡乱地突围着，沦陷着，因为个人主义而显得“独立”，但谁说这不是进步呢？在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外衣下现在的人们刚刚进入对人性内部的审视，下面的革命才会发生在内省的深处。
致敬！
向京 2009年4月17日

向京简介：

向京：1968年生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在上海蛰居十年之后，今年春天迁徙回北京。

重要个展：

2008年《全裸-向京2006-2007作品亚洲巡展》·香港/曼谷/北京·唐人画廊
2007年《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台北·诚品画廊
2006年《你的身体——向京作品2000-2005》·上海·上海美术馆
2005年《保持沉默——向京作品2003-2005》·北京·大山子艺术区北京季节画廊
2003年《镜子里的女人》·厦门·欧洲艺术中心

重要联展：

2009年《天使的传说》·伦敦·红楼基金会
《人体》·南京·南京尚东当代艺术中心
2008年《革命在继续——中国新艺术》·伦敦·萨奇美术馆
《“人民·中国”——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人本主义》·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个案——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北京·圣之艺术空间
2007年《中国——面对现实》·维也纳·MUMOK美术馆
《今日中国》·阿姆斯特丹·Cobra现代美术馆
《Art Lan Asia》·横滨·ZAIM艺术中心
2006年《入境――中国美学》·上海·上海当代艺术馆
《江湖》·纽约·Jack Tilton画廊
《双性社会中的女性》·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独白：中国印度尼西亚当代雕塑展》·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家美术馆

卫保刚获奖词：

卫保刚的绘画把中国当前架上绘画带到了一个高度，形成了中国绘画特有的语言，重新为我们打开了绘画的平面，在表面上打开了一个平淡空寒的诗意空间，也为我们思考余像绘画或中国当代绘画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卫保刚的绘画在技术上结合流淌和涂抹，把西方富有表现力的颜料笔触的涂抹方式转变为更加轻柔的带有水性的流淌笔意，彻底转换了传统水墨的书写性，流淌的情绪中渗透了生命的无奈无力，却又有着内在的柔韧，并且形成自己特有的“云笔”。画面的未完成状态，打开正视现实、正视记忆以及到来者敞开的维面，抽象出时代的废墟，记忆的残骸，从而形成独特的“余像绘画”风格，准确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情绪。

卫保刚获奖作品：《逍遥游》、《自语系列》（2001-2008）

卫保刚简介：

196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石，1986年毕业于黄石美专。2000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助教班。主要艺术作品有木刻《足迹》、《尘世之恋》、《蛙人》等，油画《江南系列》、《云水之诗系列》、《西行记》、《肖像系列》、《如烟系列》等，先后在纽约、北京、黑龙江、湖北等地参加艺术展20余次。现居北京宋庄。

卫保刚获奖感言：

应《后天》杂志主编江雪先生的热情邀请，希望我也说上几句。其实文字这种表达方式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生疏的。虽然感触万千，但意味难叙，一如夏花冬雪、浮云烟雨，不易捕捉那其中蕴含的无穷美妙之意趣。对于艺术创造，我越来越倾向于欣赏那些不被潮流和传统淹没的开拓者，他们独立，自由且逍遥于广漠的天地之间；他们是上高高山巅、行深深海底的独孤英雄；他们心无挂碍，坦坦荡荡，放达自然。
绘画通过一种方式回归自然的本真之道，记录心灵震颤的缘发玄妙之音。若不感悟天道之至理，必将堕入工匠技艺之俗术。当代艺术因时趋潮流之汹涌，泥沙俱下，多元混杂。不少从艺者无所适从，更是向外求法而不观自家本性之可贵，甚为可叹。
真的艺术是用生命去体会抒写这个存在的世界，用当下全部的身心去感知这活生生的周遭境遇。艺术，人，生活，本是浑然一体的。我确信好的艺术创造者必是近乎纯然一心的人。艺术本为无用之用，在生命一呼一吸的过程中，我愿守护内心点滴的真切感受，也更乐于表现心海里去来过往却又挥之不去的人生体验。打开层层障碍与遮蔽，让灵魂之眼自由地触碰那鲜活的象外之味。
艺术是在前牵后挂的笔意中缘构出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流动之境域。在恍兮惚兮的生发中，挥写出一幅玄妙无穷之意境。

卫保刚
2009.3.9

七、【后天学术奖】——夏可君、吴冠军

夏可君授奖词：

【夏可君以其对思想的虔诚，在中国文化传统心脉的隐秘承传中，接续西方解构学派思想的彻底性，以其带有绝望气质的绝对风格，尤其独特的书写语言，集中于其对有余和无余的思考，与他的朋友卓青一道，使汉语思想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与世界对话的哲学，标志着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真正开始。夏可君从孔子儒学“感通”的思想出发，重新打开了《论语》解释的可能性，以对《中庸》之中心论的解构发现了天命缺失的内在危机，以“剩余的思想”重新打开了《庄子》，同时，夏可君以“礼物”的三个绝对命令思考了传统礼物交往以及礼物经济的（/不）可能性。夏可君和卓青对艺术创作、经济生活与剩余生命的多重对话，触及了我们这个层层叠加的混乱时代的深层结构。作为一部思想严格的哲学书，从“余”这个唯一词出发，作者揭示了汉语思想与中国文化生命的秘密：总是通过留有“余地”以及对“剩余生命”的征用来滋生生活世界的幻像。】

夏可君获奖作品：《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学术著作，2007）。

夏可君简介：

夏可君，男，1969年出生。200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海德格尔的世界问题和无人称句思想；2001-2003 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2003,-2004, 德国KAAD奖学金，弗莱堡大学研究；2004年，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从2005年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跟随让-吕克·南希教授学习。
主要学术成果： 1，著作：今年即将发表个人专著：《感通的思想——<论语>之变异的传释》（作为《开端文丛》之一） 2，著作：即将发表个人论文集：《心魂书写》。 3，与其他朋友一道主编系列丛书《开端文丛》，今年即将出版。准备系统翻译、介绍和研究法国当代思想，已经开始和朋友们一道编辑翻译Levinas, Derrida, Jean-luc Nancy, Blanchot, F. Jullian, Jean-luc Marion, Allan Badiou等人的著作。主要论文：（1），《Fuge：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世界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5。（2），《海德格尔与世界问题的发生》《现代哲学》，2003年，1。（3），《徳里达书写死之绝境——对Heidegger，Levinas，Blanchot死亡问题的解构》，发表在《论证》第三期，近四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布朗肖（M. Blanchot）的写作》：《东方》杂志，2003，11。（5），《礼物的精神——Derrida思想礼物及其对神学的解构》，发表在《道风》，香港道风山神学研究期刊，2004年。（6），《无题的礼物和思想发生的位置——Derrida论馈赠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发表在《生产》第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The Community of Love and Ethos Of Giving: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anity in Jean-Luc Nancy. 2004年在台湾中原大学“上帝与公共生活”的国际会议论文。

夏可君获奖感言：

感谢这个来自后天的礼物！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回应来自后天的召唤！
后天，一直是一种机会，对于我，一直就是如此，我甚至想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尤为如此，后天的召唤尤为紧迫，后天已经在要求我们回应它似乎有些遥远的召唤！后天，这是一种对思想和创作机会的召唤！一种几乎没有了机会却还有些许剩余机会的召唤，不仅仅是明天，而是在后天，我们还有时间，还有不多的剩余的时间，这剩余的时间带来微弱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等待，等待一个全新的未来！
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倾听这独特的来自后天的时间性的召唤！
很久以来，我一直惊讶民刊《后天》的生长力：我要感谢有着柔韧性格的诗人江雪，是他把对后天的希望播散在每个阅读这个民刊的朋友们的心中！
后天，那是超越了时间的时间性，因此它一直可以生长。
从后天的时间性出发，我们可以站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
后天，当然不是昨天，我们这个二流时代已经过早地就开始怀旧了，时代在普遍的自我总结中也在加速自身的终结！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出现可以站在世界的边缘言说世界的思想者。
后天，也不是今天，这个追求速度的现时代在快餐的消费方式中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它无法安静下来，哪怕停止片刻都不可能，它也就根本无法倾听到卑微的声音和来自未来的召唤。
后天，甚至也不是明天，一个缺乏等待的文化，一群几乎从不知道等待为何物的族类，一种从来没有为等待而等待的思想，依然是一个被明天所拒绝的时代。
后天，这是超越了时间的时间性。后天，这甚至是多余的一天。卡夫卡曾经在他的随笔中留下了一段谜一般的文字：“拯救的弥赛亚只会在他不再必要时才会来临，他只会在他抵达之后才会来临，他不是在最后一天来临，而就是在末日那天来临。”——这最后一句话可以翻译为：正是在后-天来临！这是多么奇怪的时间性悖论：一方面确实在末日，拯救者会来临、会审判——升入天堂和打入地狱的将被彻底分别开来，这即是末日；但另一方面，末日却又不是末日，因为拯救的弥赛亚是多余的，似乎还有机会！它一直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后天，一个剩余的时间！
后天之为后天，就已经为我们这个时代打上了一种末世论的音调！因此，每一个现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都已经被后天这末世的时间性所渗透，都已经是最后的一天！因而，“后天”之为“后-天”一方面看起来是太迟了，一直已经是太迟了，如同我们的文化总是处于为时已晚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灾变后果之中；但是另一方面，这来自后天的末世的预感，恰好不再允许拖延，一种紧迫感逼近了我们，后天以其提前的力量，以其无比等待的激情，已经先在地逆转了昨天的记忆，已经在当下的写作中留下了印记！
因此，后天处于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上，一个不是时间的时间性节点上。因此，后天的写作立场必然超越我们时代所谓体制的、各种政治派别的、市场经济化的以及消费趣味的生活方式，来自后天的压力迫使我们不与这个时代妥协！无疑，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者和写作者与这个二流时代妥协的太多太久了，因而根本无法获得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代。
如果后天不是重复从昨天到明天的进程，它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如何感受到后天这个如此之后的时间性？我们如何进入这个后天的时间经验之中？
在后天，会有谁来到我们中间？也许，后天，一直在召唤更多的朋友进入对后天的等待之中！

吴冠军授奖词：

吴冠军在此书中重新提出不合时宜的哲学现象——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深度。他的社会性思考，独特、深刻而锋利，他的极富想像力的批判与追问，更是让人振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以及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吴冠军获奖作品：《爱与死的幽灵学》（学术著作，2008）

吴冠军简介：

字子极，号仁轩、铭幽，吴县人。文革末年生于上海，当过专栏作家、小资白领、商业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洗尽浮世之铅华后，现为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个人学术著作有《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上海三联书店，2002）、《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新星出版社，2006）、《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吉林出版集团，2008，荣获“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学术奖”）、《爱情·国学·精神分析》（两卷，即出）等。曾兼任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编辑、“世纪沙龙”论坛版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精神分析，与中国古典思想。

吴冠军获奖感言：
两种学术写作
——“后天学术奖”获奖感言

　　哲学概念是对人——以及，对总体意义上的人类——的一个袭击：从日常性开始探寻，驱向事物的根基。
　　　　　　　　　　　　　　　　　　　　　　——海德格尔[1]

一学术写作作为“介入性”的行动

　　很荣幸同夏可君先生分享2007-2008“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学术奖”。对于我，《爱与死的幽灵学》是一个思想实践，它是一个行动。在今天，学者们很习惯地将自己的学术著述看作是标有自己名字的“作品”、“文本”、乃至“产品”。然而，写作本身，却首先就是一个行动；而发表于公共媒介（书、期刊文章、乃至网络“帖子”或“博文”等等）的公共写作，则是一个伦理-政治行动。写作者通过这个在语言媒介中展开的行动，而将自己同他/她本人被抛入其内的当下现实——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秩序——关联起来。

　　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无形的符号性-话语性的巨大网络，它以自我总体化的方式，将我们所体验为的“日常现实”组织起来。借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经典表述，意识形态即是“人们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或者是这一无意识的关系的一个反射性形态”。[2]意识形态向人们提供一整套符号性的坐标，霸权性地规定了“正常”状态（“日常”状态），规制了“现实世界”的边界、及其内部的等级结构（社会“秩序”、知识“秩序”、道德价值“秩序”、审美品位“秩序”……）。换言之，意识形态全盘地、独断地规制着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理性与疯狂、正常与病态、可见与不可见、可想像与不可想像（……）的关系。正如《庄子》所言：“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3]“道”本身，并没有各种符号性的“分界”、“区划”；而“言”，则没有恒常的定说。正是为了规制“是”（即，确立出一套什么是正确、正当、正常等等等的意识形态坐标），日常现实中那种种特殊的符号性结构、界线，于是得以形成、以及不断被改变或再强化。因此，意识形态秩序（即，我们所体验的“日常现实”），同“真实”或者说“道”无关；它是一套符号性的“矩阵”，一套特定的话语-权力结构。也正因此，它并非是恒常的、是可以被激进改变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一个“介入”（intervention）。挑战、质疑当下意识形态之话语-权力结构、乃至激进地“改写”意识形态、开创现实世界里全新的开端（Beginning）的写作行动，便构成了“批判性的介入”。而那些在相反向度上展开的写作，则是这样一种话语性介入：它们融入、壮大、并稳固当下那套既有的意识形态秩序，为之粉饰，使之“和谐化”、被体验为美好的“盛世”，从而，使其内在的权力结构永恒化。就其作为一个在当下意识形态秩序之内所展开的伦理-政治行动而言，公共写作，就形成了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类型。只要是以公共的方式进行写作，那么，就总是会对当下意识形态产生出或大或小的影响，而不管影响是大到如那热卖出去几千万册的“于丹心得”、“感悟”，还是小到像无名网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网络“跟帖”。

　　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的一个“介入”，这，便是《庄子》所说的“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对于一个经由语言之符号性链条而编织生成的意识形态秩序（“现实世界”），“言”（而不仅仅是“吹”），本身总是一个伦理-政治上的介入性行动，“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所言者特未定也”。[4]而之所以“所言者”总是“特未定”，那是因为真正的“大知”或者说“道”本身，是前语言（前意识形态）的，是无法借助语言——不管是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还是英语——的那一套符号性链条而“言”出来的。这即是《庄子》所谓的“道昭而不道”，“道之为名，所假而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论道，而非道也”（《老子》中则有更多关于“道”的前语言特质之论述，诸如“道隐无名”，“道常无名”，“始制有名”，“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等等等）。[5]然而，尽管《庄子》强调“道”是无法“言”的，强调“辩不若默”、“至言去言”，它本身，仍恰恰正是选择了“有言”：“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6]正是通过那一“言之”的行动，《庄子》的读者——甚至是两千多年后的读者——获得了对自己被抛入其内的那个日常现实进行重新审视的视角，从而能够以一种彻底不同的方式将自己同当下现实关联起来。

　　故此，在作为意识形态矩阵的“现实世界”中，公共写作（“有言”），总是一个伦理-政治的行动，稳固或突破既有意识形态所规制的那一套符号性矩阵。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伦理-政治上“中性”的写作，即使是那些以引介、传播“知识”为名义的学术写作、教科书编写。

二作为“玄学”的幽灵学

　　尽管《爱与死的幽灵学》中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用到了思想前贤们所创造的许多专门术语（尤其是哲学-精神分析术语），但它却并不是一本“引介知识”型的著述。它不是某类西方最新“学术话语”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借用萨依德[Edward E. Said]的一个术语）。对于我，那些理论话语，构成了我对今天的意识形态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实践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反过来，用我对于当下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状况所进行的批判实践，来证明或印证那些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与“普适性”。我选择“有言”、选择进行公共写作，不是为了给自己多制造一些“作品”、“论著”。作为思想实践的写作，对于我，起自于我自己——一个被抛入到当下意识形态秩序中的生命——所体触到的那种种存在性遭遇与事件。《爱与死的幽灵学》这个写作行动（言），不是言说“真理”或“道”本身、不是“天府”[7]式写作，而是以起于自己生命性体触的思想实践，去言说我们被抛入其内的日常现实被激进改变的可能性（即，“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去言说另一种同当下现实进行关联的可能性（即，通过“爱”与“死”同现实世界关联）。

　　我一直很欣赏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这个说法——“生命的学问”：“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什么是“真生命与真性情”？如何“契接”？对此，牟宗三的回答是——“存在之感受”。[8]对于我而言，学问，是自己同自身被抛入其内的当下现实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存在性的“关系”：学问产生于当一个人遭遇生命性-存在性的焦灼，乃至危机。在遭逢这样的生命性-存在性焦虑之前，他/她接触的只会是“知识”、“话语”、“文本”，而非“学问”。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得以重新切入“五四”时期的那场“科玄论战”：同生命-存在（当时的称法是“人生观”）相契接的，必然是“玄学”。“玄”者，黑也，幽深也；这样的学问，超越出话语-意识形态之域，而进入存在论的地层（用道家的术语，即“道”、“至知”、“大知”的层面）。因此，学问（生命的学问），起于对自己之存在于当下——即“此在”（Dasein/being there），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核心术语——的追问。没有对自己的当下存在产生焦灼性的不安和追问，则不可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学问，不可能有通贯浸润自己生命的“知”。在《爱与死的幽灵学》这本书的最末，我谈到了“学问的入路”：

　　做学问若无“入路”（此乃指生命性层面上的触通，而非知识性层面上的进入），就暂且放一放，硬来亦至多是知识性的“了解”，完全外在于自己的生命。然而，做学问若有了“入路”，便定然会“投入”，一鼓作气贯通到底。这是因为，做学问并不是知识层面的“学习”，可以现在告一段落以后再来，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与之相反，……若不一口气彻底贯入穿通，那是生命受到阻隔了，那是活也活不下去、活不通畅的境地。[9]

　　故此，对于我，学问，或者说思想实践，就是生活/生命本身。《爱与死的幽灵学》是一个生命-存在性的行动，以一种伦理-政治的激进介入，将自身同当下现实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关联。“爱”与“死”既是当下日常现实中的两大“关键词”，同时，它们本身又恰恰指向这个符号性的意识形态秩序之外。遭逢“死”的人，以及，真正在“爱”中的人，便正是——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出来——不属于这个日常现实秩序的“幽灵”。[1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与死的幽灵学”不仅仅只是一套理论性的阐述，而且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实践，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批判性介入。换言之，“幽灵学”不是一套纯话语性的“知识”叙述，而是有牟宗三所说的在存在（论）层面的“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我最近接连收到几位素不相识、而且并非学界人士的读者的信。尽管不像我的学界朋友那样，信中往往涉及很多思想性-学理性的交流与商榷，但让我感动的是，我从他们的信中，看到的分明是一种存在性的感受与呼应。他们也许只是在书店闲逛时，觉得书的题目有意思而买下《爱与死的幽灵学》，但书中诸多哲学-精神分析术语却并没有使它立即被束之高阁或改换角色成为桌上碗垫，这几位读者朋友不但读完了全书，而且还提笔给作者写去了包含个人性生命体验的阅读感想（自然，这些体验之感想也并未用学术语言而组织成“论述”）。那些信中文字，不是知识性的“交流”与“沟通”，而是纯粹生命性-存在性的感应；那些个人性的笔记，尽管没有包含任何的学理术语，但却恰恰是“生命的学问”，是超越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玄-学。《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1]对于《孟子》，“学问”即是去求得所丧失的“心”——“赤子之心”。今人会说孟子学是“玄学”，但它恰恰是直指现实生活的最日常的实践。王阳明曾诗云：“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12]，便正是此意。

　　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被广为看成“玄学”的，当属海德格尔的思想（海氏思想确实同中国古典思想渊源极深）。但海氏却恰恰认为，对于总是被抛入到世界之内的人们——“此在”被抛到“此”——来说，日常性是无可逃避的，是“最首要的”（firstly/zunächst）、“最大部分的”（mostly/zumeist）。正因为它是如此接近于我们、如此熟悉，它经常被忽视：“实在地（ontically）最接近、最熟悉的东西，便正是存在论上（ontologically）最遥远的东西，我们对它的存在论意义是无所知晓的、惯常忽视的。”[13]对于海德格尔来说，“every day”并非是人们生活中日常的“每一天”，而恰恰指向那贯穿人们（“此在”）整个生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存在。换言之，日常性便指向了“这个如何，此在便是在这个如何之中，‘一天天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就其所有的行为而言，抑或是那些由彼此间存在（being-with-one-another）所规定的行为。”[14]而哲学，在海氏看来，则是对日常现实的一个“袭击”，因为哲学追问的，就是这个生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存在”。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也反过来强调，“在洞察的瞬间中，存于此在的生命（existence）确实能够掌控日常，当然，那经常仅仅只是‘一瞬间’，它永远无法消除日常。”[15]对于被抛入“世界”内的“此在”而言，这个日常现实是无法彻底摆脱或超越出去的。哲学的思想实践能够不断地“袭击”它，但却永无法除去它。是以，“如何存在”的问题，是“此在”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性焦灼。当海德格尔哲学被看作“玄学”时，他的洞见却恰恰是：哲学需要“此在的日常的亲密性”。正是在这种“亲密性”中，“此在”得以做出“自由的日常的扫视”。[16]

　　超越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玄学”，非但不是远离日常生活，而恰恰正是指向“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它起自于生命最首要、最密切、甚至往往最为创痛的体触；易言之，它起自于存在性的焦虑。这种生命的学问以刺入性的方式，使得人们将自己同其所处身的日常现实，刺痛性地关联了起来。

三当代中国学术黑话，或/和，于丹式“超女写作”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7]作为玄学的幽灵学，却恰恰仍是一种“论”，是“有言”，因此，它不是指向“六合之外”（不可言的“大知”/“道”的深渊），它仍是指向“六合”，从意识形态秩序自身尚未被符号化的深渊性缺口-创口（“玄”）中，刺入进日常的现实世界。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学术生产”的一个根本性症结，便恰恰是太远离日常生活——在各种“思想话语”、“知识体系”、“理论流派”、“学术文本”轰炸性泛滥的同时，根本性地缺乏同“存在于当下”的关联。

　　就当下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我们触目所见的，就是各种各样充满怪语异词的“黑话”，以至于刘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将当代学界直接称作为“黑话公社”：

我们的学术训练就是学习掌握一大堆黑话，然后进行“非物质性生产”，创造出更多的黑话。所以，学术界这个“专业术语共同体”说得通俗点就是“黑话公社”，而学者就是这个黑话公社的社员。大家辛勤劳作也互相竞争，谁创造的黑话产量高且质量好就是“优秀社员”，被授予“教授”和“博导”等等头衔。……学术界的不同专业以及专业中的不同学派，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小型的黑话公社。公社内部分享黑话密码，学派的权威或者领袖往往是主要黑话的发明者，或者是权威阐释者，成员之间可以展开密切而有效的交流。而不同公社的黑话之间展开不断的“对话”与竞争，结果导致淘汰、胜出、吞并和重组等“学术史事件”。当专业越是分化、学科越是发展，黑话就越多、越深奥，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也就越来越间接。[18]

今天的学术写作之面貌，在刘擎的笔下被鲜活地勾勒了出来。就仅仅翻阅一下今天国内那些治海德格尔的、治国学的学者之写作，便足可窥见学界之大貌端倪。学术大师们并不在乎“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而习惯于面向各自所属的“公社”成员们，津津乐道一套编码“黑话”，致力于对这套特殊符号系统的“非物质性”的复制、再生产，推进它的跨时间、跨地域、跨语种的“旅行”。尤其是当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古典政治哲学”一路“旅行”到中国、并横扫学界刮起旋风卷起热浪后，学者们的写作更大为“黑话化”，学术界到处弥漫着那神神鬼鬼的“微言大义”体。一些原本以文笔优美流畅而闻名的作者（如刘小枫先生），写作的风格也遽变为精心布置的隐微诡异，并以“哲人”、“智慧者”、“知识人”、“卓越者”的精英主义姿态，来睥睨“常人”、“市民”、“庸众”、“老百姓”、“废铜烂铁”……[19]

　　尽管同日常社会实践毫无关涉、并自视为高于社会大众的另一社群（甚至“另一种群”），这些学者一旦成名后（成为某学“大师”），开起讲座来，在今天网络“信息经济”的时代，也往往能够受到上百个、乃至成千个学生粉丝的追捧。看到这个规模的“粉丝团”（内中更有铁杆的所谓“私淑弟子”），“大师们”泰半也已自我陶醉得飘飘然，并不觉得自己的学术写作存在着自绝于读者群体之外的“黑话”乃至“过度黑话”问题。对于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阅读人群对于他们黑话写作与讲座的冷漠，这些享受关起门来做“大师”的当代学者们，则也早已提出了一系列的“论题”、“诊断”——“大众文化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褪”、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商品逻辑的“全球化”等等等。一言以蔽之，问题出在读者一边——今天的社会公众已经普遍性的精神矮化、平面化、物欲化……

　　同样是这些学者大师，当看到于丹关于《论语》、《庄子》的《心得》、《感悟》等书能以百千万册的销量畅销热卖时，则是简单地讥讽对方实质上是一个“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20]、“荒悖无知”、“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21]、仅仅倚靠大众传媒走红的“学术超女”了事。即便于丹确实在“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即便在今天“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于丹确实以她特殊的、个人性的公共写作，对当下意识形态作出了一个介入，使她的读者同其所处身的日常现实获得了某种“联接”，尽管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影响，可能是“媚俗”式的，“巧言令色，谄视媚行”，乃至是“把厕所当客厅”式的，散发“死尸的臭气”、“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可以和“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相比拟……[22]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于丹表示道：“我把我的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阐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转变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23]于丹之所以获得如此广大的阅读群体，正是因为她把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同当下现实中的日常生命“关联”了起来。而在我看来，需要作实质性关注的却是——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我们看到，这种“关联”是以把古典文本改编成“心灵鸡汤”的方式，来使得生活在市场社会中的人们能够“生活”得更“淡定”、更“平和”、更“安贫乐道”（所谓来自《论语》的“心得”），更洒脱、更“逍遥”（所谓来自《庄子》的“心得”）；一言概之，从《论语》、《庄子》中感悟出的“心得”，能够使人们更为适应当下那竞争激烈的市场社会之日常现实，从而“就会抓住我们眼前的每一个机遇”。[24]

　　于丹自己在书中已写得很清楚：“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25]这便是于丹式写作同当下日常现实所作出的“关联”。这样的介入（公共写作），正是使得意识形态秩序更为和谐化、稳固化的一种介入——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农民工被欠薪本应该‘淡定’，下岗工人失去工作也应该‘淡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更应该‘淡定’”[26]，因为根据于丹的“心得”，日常生命的关键在于——“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于丹要读者们“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去“平静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公，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是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27]

　　于丹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并声称让“经典能够活在当下”，是为了“能让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可以幸福的依据”。[28]确实，于丹的写作字里行间处处一派“乐观”、“幸福”，即使是那些深深陷入当下社会秩序所造成的诸如“三农问题”、内部殖民、弥漫性腐败等等厄境中的人们，也只须抱持据说是“孔子”的人生态度——“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29]“汶川大地震”后，于丹站出来号召人们“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30]，而根本不去考量，在当下现实中，有多少人是在确实过着她那样的“好日子”。因此，钱理群先生的批评击中于丹式写作的真正要害：“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31]

　　每一种公共写作，都不是伦理-政治“中性”的。于丹的写作，对于当下现实秩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已是显而易见。贝淡宁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中，曾详细分析了于丹如何“将论语去政治化”，“隐去了批评性内涵”。并且，贝淡宁于文末进一步提出：于丹对《论语》的去政治化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而恰恰具有着稳固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话语功用, 因为于丹的写作“转移了实际上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和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32]相对于于丹这种致力于保持当下意识形态秩序、“倡导安于现状”的话语性“介入”，目下真正缺少的，便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思想实践——对当下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的介入。

　　指责“学术超女”于丹的无知与浅薄、叹息社会大众的庸俗化平面化的学者“大师”们，自己却满足于龟缩在学院小圈子内，用学术“黑话”将自己的写作同百分之九十五的阅读人群彻底“断绝往来”，从而完全丢弃作为马克思（Karl Marx）墓志铭的“thesis eleven”（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3]在这些学者大师们看来，我研究海德格尔思想、我研究国学，我的写作是“纯学术的”，不必有伦理-政治的向度，不必同当下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关联”。然而，我恰恰要指出的是：今人研究海德格尔也好、孔子也好，都必然是从当下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坐标——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术语，即一个前定的“视域”（horizon）、一个“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出发去对那些文本作解读、阐释，换言之，这些“纯学术”的写作，里里外外早已经浸入了各种当下的意识形态（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先入之见”），早已经同它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前批判的“关联”。是以，没有不包含意识形态“偏见”（prejudice）的“纯学术研究”。而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去洞穿意识形态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形支配，尽管如海德格尔所说，那种洞穿“经常仅仅只是‘一瞬间’，它永远无法消除日常。”

　　而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进驻中国，不仅使得学者退缩于学院小圈子进行黑话写作之风更盛，而且还在这方面专门提供了一套精深的“古典理论”。施特劳斯指出：哲学实践（如苏格拉底[Socrates]的实践），总是会对现实秩序、对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乃至像火药桶一样，对它造成致命的颠覆与破坏。于是，在社会中展开思想实践，哲人实际上就将自身致于一个十足危险之境，很容易重蹈当年苏格拉底之死的厄运。于是，施特劳斯主张一种经过重重编码化、充满黑话的“隐微写作”（所谓被遗忘的“古代写作技艺”），来进行哲学写作。而哲人面向大众的“显白教导”，则是一些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日常现实不造成威胁的话语。这样的写作实践，不仅保护了哲人自己不受迫害，而且保护了现实社会不被颠覆。哲学只在一个少数人的小圈子里进行“秘传”；对于施氏，真正的“哲学化”乃是“从公众的教条上升到本质上是私人的知识”。[34]这种协调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使之和谐的知识，即施特劳斯所指的“政治哲学”。在施氏这个学说中，哲学写作，实质上从公共写作转变成了私人写作；而面对公众的，则只是谎言写作——那所谓的古典时代的“高贵的谎言”。对于施特劳斯，哲人应该有两种类型的教导——“作为隐微教导的真正教导和作为显白教导的社会性有用的教导”，前者仅仅只面对一个由“智慧者”组成的精英小圈子，隐秘地进行思想交流；而后者则采用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读懂”、但实质是谎言的“显白写作”。[35]是以，施特劳斯的“古典路向”便是：对于当下日常现实的意识形态（“公众教条”）不去触动、改变，保持表面的迎合，甚至让主流意识形态觉得“有用”；而另外，用经过重重编码、充满隐微黑话的写作，在哲人小圈子中“秘传”作为“真理”的“私人知识”。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给当代中国学界的黑话写作之自我正当化，提供出了一份在很多中国学人眼里强有力的学理依据，并使得学术界的“黑话化”如江河肆滥、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反过来，它恰恰也把黑话写作的意识形态功用给点出来了。施特劳斯认为：“思想必须不温顺，而是无畏的，如果不说是无耻的话。但温顺是控制哲人言论的美德。”[36]他要求哲人们“从‘癫狂’返回到‘节制’与‘温顺’”，“返回到正常（sanity），返回到‘常识’”；具体来说，便是采用迷惑性的谎言，以温顺的方式进行公共言说，从而“社会性有用”地维护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连贯与稳定，以及，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这种迷惑（obfuscation），这种对政治视角的接受，这种对政治人的语言的采用，……似是温顺之美德的最高贵的操作”。[37]施特劳斯很清楚哲人的写作，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介入，而且是一种批判性的、给当下日常秩序会带来火药桶般威胁的激进介入。然而面对这种状况，施氏提倡转用隐微诡异的黑话写作，来抹消思想实践对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这份激进介入，而代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温顺的迎合。施特劳斯在中国的主要追随者和阐释者刘小枫，直接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38]来解释哲人为什么必须要进行这种黑话写作，并进而强调施特劳斯主义“写作技艺”的“有用性”：“所谓公开的说辞，是说给社会传媒听的，看起来与社会流行的观点和政府倡导的正统观点保持高度一致；至于隐微的说辞，就不同了，它很难读、不好理解——常人会觉得过于专业化。”[39]在经历施特劳斯“思想洗礼”后的刘小枫，开始公开称赞当下现实秩序为“盛世”，并讥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当下问题”，将这种关注视为只是“热衷表演”，“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40]

　　于是我们看到：这种最充满“隐微黑话”的学术写作，同最“显白肤浅”的于丹式“超女写作”恰恰一样，在介入意识形态的向度上，均是在稳固与强化着当下的现实秩序，将既有的权力结构永恒化。因此，自我标签为最学院、最高贵的施特劳斯主义写作，同被标签为最大众、最庸俗的于丹式写作，恰恰并不像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对立；在面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上，两者恰恰眉来眼去，同声同气，合唱一曲“盛世”赞歌。

四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学术写作依据其本身的内在逻辑，确如施特劳斯所深谙洞悉的，总会同时是对当下日常现实意识形态的一个批判性介入。然而，学术写作所经常采用的表述模式——黑话写作，则实质性地削减了这份批判性。即使我们不走上施特劳斯主义的“写作”道路——即，刻意周密地以隐微黑话进行写作，但学术写作仍难以完全避免掉各类艰涩陌生的“专业术语”。那么，“象牙塔”内的学术写作——一种始终无法彻底“去黑话化”的写作——又如何来使自己有力度地、批判性地介入日常的意识形态机器？或者说，如何令这些包含（如果不是饱含的话）黑话的学术话语，同当下日常现实中的“此在”产生关联？

　　齐泽克（Slavoj Žižek）晚近二十年的思想实践，无疑在这个面向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镜鉴。齐泽克这位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想斗士，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乃来自于拉康（Jacques Lacan）——二十世纪思想大家中被公认的最首屈一指的“黑话王”。然而，正如齐氏本人在电影《齐泽克！》中所述，现在最喜欢其著作的读者，却并非是在学术界的同行圈内，而是在学院之外。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另类”分析，分析的对象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八卦绯闻，再到网络虚拟生活、电脑游戏，一直到饭桌上的政治笑话乃至黄色笑话，甚至是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性与爱……他的学术写作和日常现实的生活/生命结合得如此紧密，让人常常一读进去便无法释手，以至于，这位来自东欧小国、闯荡英语学术界二十年（1989至今）的思想者，如今粉丝已遍布全球，据称许多好莱坞的影视明星，床头厕上，也塞满此公的学术大著；而在上海的“新天地”高级白领酒吧区，穿着廉价T恤的老齐一现身，便被眼尖的年轻女大学生涌上来要求合影……那些在拉康本人的讲座与著作中不知所云、莫测“玄”深的黑话术语，竟在老齐的笔下化作千刀万针，犀利而尖锐地刺入到读者的当下存在中。我在墨尔本的好朋友兼housemate，一位研读生物医学的当地博士生，经常饭后听我闲聊齐泽克，某日禁不住问我借了一本老齐的书整晚翻看。这位生活风流的帅公子，第二天看到我恨恨地长叹：这几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如此惶恐——我不就是齐泽克所分析的“变态狂”么！拉康尽管是齐泽克最核心的思想源头，但齐氏不止一次地表示，极为讨厌拉康身上那种法国思想家的拿腔拿调、做姿做态。在一次下午茶的谈话中老齐曾对我说：他之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成为拉康理论的坚定的追随者与阐释者，一开始并非是在“理性”上被这种理论所“说服”（当代有理有据的“理论”实在太多），而是自己日常生命的存在性体触，对后期拉康的各种概念产生了某种感应、浸润；也就是说，形成了某种存在性的“关联”。如果某概念无法最终被“related”到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上，他就会对这概念从骨子里感到惶恐不安。我们看到，齐泽克晚近所写的那本《（如何阅读）拉康》的小册子，根本不是在——如同该书系的其它著作那样——“正儿八经地”、“纯学术性地”引介拉康的思想体系。读者实质上真正读到的是：拉康的那些高深概念，是如何进入一个思想实践者的日常生命（齐泽克本人）中，是如何同当下的意识形态产生出批判性的“关联”。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学术写作，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是：读者们为什么要来阅读你们的黑话写作，譬如说，那些关于《论语》的学理上“正确”的解读？在几年前写给一位年轻友人的札记《谈翻译与读书》中，我曾就一份国学阅读书单而提出：“读书者首先要追问自己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要读《论语》（以及那相关的一整个系统的注释典籍）？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若不对自己当下的存在境况有一个迫切的反思，那么，读书就不可能有一个内在的追索视角、一个生命性-存在性的迫切追问。”[41]在那篇札记中，我所强调的便是这样一点：“必须同自己所处身的当下现实——乃至，同自己（自己的‘此在’）——建立起一个‘关系’，惟如此，那套全面的读书工夫方才不是做给人看——最隐秘的是，做给自己看——的‘表面工夫’。”否则，“即使‘长达数十年’投入下去，对于《论语》‘做到字、词、句、义的烂熟于心’，这难道不仍仅仅是一个表面工夫（‘量’的工夫）？换言之，若没有遭遇存在论——永远是‘当下的存在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一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焦灼，那么这种读书计划，便纯粹是个人性的兴致工夫。”[42]人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将其《论语》之“心得”、“感悟”卖了上千万册的于丹给出了她的答案，为人们在今天读《论语》找到了一份理由，尽管这份理由本身，借用“十博士”的用语，是十足“庸俗”、乃至“媚俗”的。然而，即使于丹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在学理上是多么粗鄙、错漏，但对于儒学的一个核心思想——“道不远人”，从写作实践上便可看出，于丹的理解比很多专业的学者要“浸润”得多。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后记中，于丹是这样地谈到“道不远人”：

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万万不敢。那就像是让我去作这眼温泉的化学成分分析一样，我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准的化验报告。我所能担承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千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顶礼膜拜，而恰恰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千古人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归的价值。所谓道不远人，大概如此。我眼中真正的圣贤从来不拎着晦涩艰深的典故吓唬人，也从来不堆砌出佶屈聱牙的言语麻烦人。[43]

　　显然，于丹很清楚当代那些学术“大师”们的写作实践之问题在哪里。于是，她干脆不在学理层面上同那些批评者们作交锋，而直接指向生命性的实践与体验。她不客气地把当代中国学术界那种“晦涩艰深”、“佶屈聱牙”的黑话写作，称为是在“吓唬人”、“麻烦人”，而根本缺乏生命性的“浸润”。一言蔽之，当代学术话语，根本性地缺乏那“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的写作实践。而于丹本人的“道不远人”的写作，则直接面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她将《论语》等古典文本同处身于当下现实之内的生命个体，作出了一种特殊的“关联”。而于丹《论语》阐释真正最需要批判性关注（critical attention）的地方，就正是这个特殊“关联”。它的逻辑乃是：只要感悟出《论语》、《庄子》中的道理（一碗古典中国版的“心灵鸡汤”），人们每天就能够真正地过上“好日子”。

　　于是，透过“于丹现象”，我们真正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于丹的著述，很大程度上——再次借用批判她最猛的“十博士”的辞藻来说——是在极其恶心地“糟蹋”、“猥亵”、“意淫”国学，但她那“红得发紫”（有好事者把各种相关媒体与争论还编成了一本《于丹为什么这样红》[44]的畅销书）的公共写作，确实是触到了生活在当下意识形态秩序内的人们的某种存在性-生命性的焦灼——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是如此地渴望过上“好日子”，是如此无奈地在寻找一种可藉此去认为当下生活是“幸福”的“依据”。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正因为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命是充满着如此深重的焦灼！这就是“于丹现象”所清楚昭示的存在性的状况。刚过去的2008年，于丹“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的话音未落，多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刚刚睁开他们那一双双乌黑明亮眼睛的新生生命，又在毒奶中无言地告别了他/她没有“福气”去过的“好日子”。“断肠又至谁家院？不待西南落陨星。”[45]于丹你“以身体之，以血验之”，你摸着自己良心说一句，这是“好日子”么！要“淡定”，要“平和”，要“调整心态”，要“安贫乐道”，要“该放下时且放下”，你走到那一双双无地痛哭的父母跟前去说！“这次大震，发生在5月12日。早一天5月11日是母亲节。让我们想想生命中还有多少个节日能够与我们的父母在一起？”[46]那官商层层结合、奶制品毒杀婴孩事件被曝光后，于丹为何不再继续出来，疾呼一句“保护住孩子！以命换命！”[47]于丹所端到人们嘴边的这碗“心灵鸡汤”，对它去作“化学成分分析”，其“化验报告”中是不会出现“三聚氰胺”成分的——它不像那归属“国家免检产品”的三鹿奶粉那样，通过可被“精准”检测出的“化学成分”来毒害生命体；而却是通过进入日常意识形态，“无形”地毒遍——麻遍——整个心灵（心要“淡定”、要“平和”，心态要“调整”、要“安贫乐道”、要“学会克制”、要“该放下时且放下”……）。马克思，以及一个世纪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隆（Raymond Aron），都曾强调过，那无形的符号性话语，可以是最毒人的“鸦片”。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实践，便正是去投入一场永不会终结（永不可能彻底取得全面胜利）的“反鸦片”战争。正如同，尽管现在经历了一轮反毒奶的斗争，市场社会中仍实质上到处流通着各种各样人们尚未意识到的类-毒奶制品，不管经过多少轮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日常现实的每个角落，仍然到处会弥漫着意识形态之雾，永无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消意识形态之“毒”。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正是扎根在意识形态批判终极意义上的不可能性之上。[48]

　　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的一个介入，在意识形态中产生出不同的“化学效应”（话语效应）。因此，它总是具有着伦理-政治的向度，即使那些表面看上去完全“去伦理化”、“去政治化”的话语。2008之后，每一个中国的思想实践者，都应该重新默听一下马克思的墓志铭：用各种学术话语去解释世界是根本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结语

　　既然公共写作总是同当下现实发生“关联”，总是对意识形态秩序的一个“介入”，那么，问题的真正关键即在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是“温顺的”（如号称“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的于丹，以及表面上和她纯粹相反的专业学术精英），还是批判的。而《爱与死的幽灵学》这本书所核心讨论的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思想实践，在今天还是否可能。也许我的理论阐述（此书在理论上颇多地继承了齐泽克所开辟的哲学-精神分析路向）并不能获得每一位读者的赞同与认肯，但作为思想实践的这一写作行动本身，则正是我对自己被抛入其中的当下现实秩序的一个批判实践。读者诸君从中体触到的，是一个呼吸着、思想着的日常生命，从中读到的，是关于爱与死的一段段个体性-生命性实践。

　　尽管《庄子》尝言“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荀子》亦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49]，然而选择“有言”的《庄子》，亦曾有这么一段近似自我感慨的话：“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作为“玄学”的幽灵学，本身是一个书写（言）；而其所言之“知”，无它，一份纯属于个体生命的学问。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于铭幽轩
　　　　　　　　　　　　　　　　　　

[1] Martin Heidegger, Heidegger’s Gesamtausgabe, vol.29/30, p.31. 我在这里引自Michael Inwood, A Heidegger Dictionary,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60.
[2]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2005, p.252.
[3] 《庄子·齐物论》。
[4] 《庄子·齐物论》。
[5] 《庄子·齐物论》；《庄子·则阳》；《庄子·知北游》；以及，《老子》第四十一章；三十二章；一章；二十五章。
[6] 《庄子·知北游》；《庄子·齐物论》。
[7] 《庄子·齐物论》云，“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
[8]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序言页11，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9] 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页416。
[10] 具体的论述，请参见《爱与死的幽灵学》的导论、以及第一、二章。
[11] 《孟子·告子上》。
[12] 王守仁：《别诸生》，载《阳明全书》卷二十。
[1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43.
[14] Ibid., p.370.
[15] Ibid., p.371. 在海德格尔笔下，“existence”总是指“此在”（人类行动者）而言，即此在的当下存在，故我翻译为“存于此在（的生命）”，而非不少学者所译的“实存”（该词无法凸显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实体之间的差别），也非“存在”（该词已被用来翻译“being”）。
[16] Martin Heidegger, Heidegger’s Gesamtausgabe, vol.29/30, p.137. 参见Inwood, A Heidegger Dictionary, p.60.
[17] 《庄子·齐物论》。
[18] 刘擎：《学术界与黑话公社》，载“豆瓣”网，<>（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19] 参见刘小枫：《知识分子的“猫步”》、《真理为何要秘传？》、《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尼采的微言大义》等文，均载“中国思想论坛”，（于2009年1月4日访问）；以及，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论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关于Leo Strauss思想的几项札记》，电子文本载“公法评论”，（于2005年12月29日访问）；林国荣：《百年孤独——悼余虹（再论大学）》，载“中国思想论坛”，（于2009年1月2日访问）。对于施特劳斯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更详尽的批判性分析请参见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第一章。
[20] 朱维铮：《于丹没有她自己的东西》，载“钱江晚报·网络版”，（于2009年1月1日访问）。朱维铮先生，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学者。这里引用他对于丹的评论，是指出朱先生对于“于丹现象”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
[21] 徐晋如等：《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载“北青网”，（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22] 引用诸语，皆出自《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
[23] 引自张柯：《于丹：〈论语〉心灵鸡汤》，载“钱江晚报·网络版”，（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24] 于丹：《于丹〈庄子〉心得》，引语出自“百度百科‘于丹’词条”，（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25] 均见于丹：《于丹〈论语〉心得》，电子文本载“百度‘于丹吧’”，（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26] 建一：《于丹的“心灵鸡汤”》，载“百度‘于丹吧’”，（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27]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
[28] 引自张柯：《于丹：〈论语〉心灵鸡汤》；以及，《京华时报》的报道《于丹回应学术界批评》，载“百度‘于丹吧’”，（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29]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
[30] 于丹：《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载“百度‘于丹吧’”，（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31] 钱理群：《解读“于丹现象”》，载“燕谈”网，（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32] 贝淡宁：《〈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吴万伟译，电子文本载“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于2009年1月1日访问）。
[33] 在这方面，一些我所敬重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如汪晖先生（“批判的知识分子”是汪晖所念兹在兹的一个术语），也一样丢弃马克思的教导，用比翻译语言还佶屈聱牙的“黑话写作”来做同社会公众彻底“断绝往来”的“学院左派”。
[34] Leo Strauss, “On a Forgotten Kind of Writing”, in hi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221-2;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36.
[35]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pp.7-8, p.36; Strauss, “On a Forgotten Kind of Writing”, op.cit., p.222.
[36]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ilail Gildi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0.
[37]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123;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19.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p.cit., p.30; Strauss,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ed. K. H. Gre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463.
[38] 原句出自《诗·大雅·烝民》。
[39] 刘小枫：《真理为何要秘传？》，电子文本载“哲学读书社区”，（于2005年12月29日访问）。
[40] 雷天：《刘小枫：盛世要修典》，电子文本载“新华网”，（于2006年5月16日访问）；刘小枫：《知识分子的“猫步”》，电子文本载“哲学研究网@哲学在线”，（于2006年6月12日访问）。
[41] 吴冠军：《谈翻译与读书》，载“中国学术论坛”，（于2009年1月2日访问）。
[42] 同上。
[43] 于丹：《〈论语〉的温度》，载《于丹〈论语〉心得》。
[44] 闵良臣编：《于丹为什么这样红》，长沙：湖南出版社，2007。
[45] 吴冠军：《失题》（二首），载“中国学术论坛”，（于2009年1月2日访问）。
[46] 于丹：《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
[47] 同上。
[48] 关于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性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页8-13。
[49] 《庄子·达生》；《荀子·解蔽》。

【SOMEWAY•纪念】：王小波语录（不断更新，后附王小波年表）

2009-04-13T16:16:00.003+08:00

1.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
　　
2.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本质的。像我的本质就是流氓，土匪。如果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可是在城市里做个市民、在学校里做个教员就很不合适了。
　　
3.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4.当一切开始以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事情了。
　　
5.我想要从梦里醒来，就要想出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方能跳出梦境，这是唯一的途径。
　　
6.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有诗意的世界。
　　
7.不幸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别无选择,假如能够选择,我也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
　　
8.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9.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10.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11.在很穷的时候，用到自己偷来的东西，感觉妙不可言！
　　
12.走在天上，走在寂静里，而阴茎倒挂下来。
　　
13.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
　　
14.孤独，寂静，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15. 我呀，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还有，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的东西就愤怒，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人无论如何也不该再是愚昧的了。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
　　
16.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17.李卫公年轻时很有本事，所以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做流氓。
　　
18.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渴望变的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的人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19.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20.念书就是为考大学,考大学就是为读博士,读博士就是为以后主管工程,主管工程就是为贪污公款。

21.我引用昆德拉这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被领导听见了，他就说：一定要把该上帝批倒批臭！
　　
22.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雾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你有真正的诗人气质!”
　　
23.会唱歌的人一定要唱自己的歌,不会唱歌的人,全世界的歌对他都没有用。
　　
24.反熵，不是我们的人，就是奸党。
　　
25.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共性,可大家都追求这样一个过程,最终就会挤在低处,像蛆一样熙熙攘攘....
　　
26.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而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
　　
27.生活是天籁,需要凝神静听。
　　
28.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
　　
29.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
　　
30.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一切摧残，想通了这点，任何事情都能泰然处之。

31.虽然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就不能抹煞。
　　
32.小时候我对生活的看法是这样的：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参加一种游戏，按照游戏的规则得到高分者为胜，别的目的是没有的。具体而言，这个看法常常是对的，除了臭气弥漫的时期。比方说，上学就是在老师手里得高分，上场就是在裁判手里得高分，到了美国，这个分数就是挣钱。
　　
33.鸡多不生蛋，女人多了瞎捣乱。
　　
34.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穿着高领毛衣来掩饰喉结，裙子底下是一双海船大小的高跟鞋，身上洒了过量的香水，放起屁来声动如雷；搞得大街上的收费厕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学家免入。
　　
35.假如我要写什么，我根本就不管他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开始谈起。
　　
36. 好的文字有着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星。
　　
37.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我现在只是有点怕死。等死了以后就不怕了。
　　
38.每个人的贱都是天生的，永远不可改变。你越想掩饰自己的贱，就会更贱。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承认自己的贱并设法喜欢这一点。
　　
39.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40.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41.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42.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
　　
43.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44.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45.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46.人生就是一个缓慢被骗的过程。
　　
47.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

王小波生平年表

　　1952年5月13日　出生于北京。
　　1968～1970年　云南农场知青。
　　1971～1972年　山东牟平插队；后担任民办教师。
　　1972～1973年　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
　　1974～1978年　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
　　1978～1982年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
　　1982～1984年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
　　1984～1988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8～1991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91～1992年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1992～1997年　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　逝世于北京。终年45岁。

　　王小波年谱简编

　　1952年5月13日出生
　　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此时正值“三反”运动期间，家庭境况突发变故，这一突变对王小波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名字“小波”就是这一事件的记录。
　　父亲王方名原籍四川省渠县，逻辑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50年代初任国家教育部干部。1952年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母亲宋华为国家教育部干部，原籍山东省牟平县。
　　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或许并非偶然。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兄王小平，弟王晨光。

　　1957年五岁
　　父亲就逻辑学发表的系列文章引起较大反响。4月11日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件事对王小波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有一定影响。

　　1958年六岁
　　“大跃进”运动给王小波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可以从他的一些杂文和小说中看。

　　1959年七岁
　　9月入北京市二龙路小学读书。

　　1964年十二岁
　　小学五年级时一篇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中广播。王小波对于小学语文老师对他写作能力的欣赏印象颇深，这位老师可以说是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

　　1965年十三岁
　　9月入北京市二龙路中学读书。

　　1966年十四岁
　　上初一时“文化革命”开始，作家对这一运动的印象可以在《似水流年》等小说中看到。

　　1968年十六岁
　　在云南兵团劳动，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也是处女作《地久天长》的灵感来源。

　　1971年十九岁
　　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后做民办教师。一些早期作品如《战福》等就是以这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写作的。

　　1973年二十一岁
　　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二十五岁
　　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

　　1978年二十六岁
　　参加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大学期间在《读书》杂志发表关于《老人与海》的书评。

　　1980年二十八岁
　　1月21日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在《丑小鸭》杂志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

　　1982年三十岁
　　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教师生活是《三十而立》等小说的写作背景。开始写作历经十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

　　1984年三十二岁
　　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这段经历在一些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
留学期间，父亲去世。

　　1988年三十六岁
　　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1989年三十七岁
　　9月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拟名《唐人故事》，“秘传”二字为编辑擅自添加，未征得作者同意。小说集包括五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

　　1991年三十九岁
　　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1991年9月16日第24版。这次获奖对王小波的写作事业起了鼓励作用。
　　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1992年四十岁
　　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3月，《王二风流史》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收人三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
　　8月，《黄金年代》（由于编辑的疏忽，“时代”一词误印为“年代”）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9月，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此时至去世的近五年间，写作了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
　　1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应导演张元之约，开始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

　　1993年四十一岁
　　写作完成并曾计划将《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合编成《怀疑三部曲》，寻找出版机会。

　　1994年四十二岁
　　7月，《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五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
　　9月，王小波作品《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召开，著名文学评论家及记者近二十人与会。

　　1995年四十三岁
　　5月，小说《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1996年四十四岁
　　10月，妻子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11月，杂文集《思维的乐趣》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7年四十五岁
　　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4月，妻子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4月，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人围嘎纳电影节。
　　4月26日，王小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5月，《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由花城出版社出版，5月13日首发式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5月，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0月，《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0月，《沉默的大多数》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1998年
　　2月，《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9年
　　2月，《黄金时代》（上、下）、《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
　　4月，《王小波文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注：年谱简编原载《王小波文集》第四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王小波著作出版年表及目录

　　1980年9月　《唐人秘传故事》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2年3月　《王二风流史》　香港繁荣出版社。
　　1992年8月　《黄金时代》　台湾联经出版社。

　　1992年1月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与李银河合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2年7月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与李银河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7月　《黄金时代》　华夏出版社。
　　1995年7月　《未来世界》　台湾联经出版社。
　　1996年11月　《思维的乐趣》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　《时代三部曲》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出版于他逝世之后，当年曾引起轰动。
　　1997年5月　《我的精神家园》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10月　《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2月　《黑铁时代》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年2月　《地久天长》　时代文艺出版社。

【SOMEWAY•调查】：“左派”污名化资料辑录（1）

2009-04-13T11:28:00.002+08:00

转自《亚洲周刊》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
　　江迅

「乌有之乡书社」近年开讲座﹑售「张春桥文献」等非法出版物，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修正主义集团」。北京两会前夕，「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并带走四五人问话。

北京有一所「乌有之乡书社」，这些年来颇惹人关注。「乌有之乡」即乌托邦，凝聚于「乌有之乡」的一批退休官员、学者和读者，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宽容而大行其道，从「极左」（指那些反改革开放而留恋毛泽东时代制度、忧虑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方面寻求突破，非法印制书籍销售，「乌有之乡」大讲堂每周举办讲座，出版电子杂志，举办网友沙龙，散发宣传单张和光盘，以「乌有之乡」网站为自己的话语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令一些基层百姓在改革中没有得益或获益较少，随着社会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重拾对毛泽东的迷信。「乌有之乡」在他们中间便拥有市场。

多年来，当局没有对「乌有之乡」采取查禁措施，令北京政界和学界匪夷所思。不过，零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九、十点，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州街的「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北京警方查抄，警方带走了四五个人问话。

十天后，「乌有之乡」网站刊出牧川撰写的长文：最近，署名「中国青年二千」的人士发表文章，诘问「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有被取缔？」牧川文章说，所谓「中国青年二千」不是单独一人，「联想到近日对于『乌有之乡』一系列的污蔑文章，联想到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有之乡」领军人物）博客被封，联想到其它事情，可以看出一些人正在制造事端，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知情人透露，这「其它事情」就是指那次警方查抄。

三月六日下午，记者踏访「乌有之乡」，来到苏州街十八号院一号楼「长远天地」大厦，好不容易找到C座一单元，这里没有挂牌，从外观看，与一般住宅无异，外人根本不知道楼上还有个卖书的书店。跨进一单元小门，穿过小厅，从右侧门拾阶而上，从电梯直上九楼。书社不大，二﹑三十平方米，不过边上却有百来平方米的演讲会场。

「乌有之乡书社」早先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资源宾馆三楼，迁过来才几个月。记者去过两次旧址，书店可谓门庭若市。

这次，这家私营书店只有两个读者在书架前选书，两个服务员在忙着整理书籍，显得有点冷清。在书架前逛了两圈，摆放的书以有关毛泽东的书居多，以「左」派和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为多。

自零三年九月「乌有之乡书社」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颇具另类特色，即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

月前，这里还出售《毛泽东思想万岁》（当年红卫兵收集的毛泽东文革内部讲话）、《张春桥文献》等，这些书自称只收取工本费，严格说是没有书号的非法印制品，还有「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推翻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之类的光盘摆放，现在已经撤架了，难以断定是否警方查抄的结果。

小小的书店，最醒目的是墙上的「乌有之乡」匾牌，上书：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墙上悬挂着两个大镜框，一幅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周恩来侄女）的题词：「乌有之乡，理想飞扬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镜框里的题词边上，镶贴着三张毛泽东的照片。

另一幅是零六年二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翚（董必武女儿）、周秉德、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等人，在乌有之乡书社开展社会调查之后与众人的合影照片。

记者在书店一角落的地上，捡起一张「乌有之乡」重要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宏良著作介绍的印刷单张，递向一位服务员，问：「纸上推介的这本书有没有卖？」

服务员探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脸色顿时一沉，问：「你从哪儿拿到的？」「在那角落里捡的。」「这是我们的内部数据，你怎么可以随便拿？」话没说完，他便一把将记者手中的这张纸夺走了。

零八年四月，北京知名评论家马立诚在「乌有之乡书社」买了六本书。这些书没有出版书号，由自己印制，价格不菲。年过九十岁的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前鞍钢公司总经理马宾写的《纪念毛泽东》，普通十六开本的杂志那么大，书名下边，大字注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毛泽东诞辰日。

书的封底印着：「工本费三十元人民币。」另一本书是梅俏三十万字的《毛泽东的「珠峰」》。马立诚认为，这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据悉，有「乌有之乡」成员提议，为表示忠心，每个成员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每天要纪念毛主席，两个成员谈话要说「向毛主席保证」，还要有个动作，右手掌放左胸，每天要批判种种反对毛泽东的言行。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这类帖子时，遭到自由派学者和不少读者群起攻之，他们似乎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于是撤除了来自「乌有之乡」的那些帖子，发布通告，对毛泽东表忠心是否采取这样的行为，由每个成员自己决定。零八年春夏之交，他们预测八月十五日前后一周，北京会发生大地震，通知成员和朋友们注意尽早疏散，以免遭灾。还有成员提议要大力推广中医，有病不要看西医。

这家书店是一个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一个庇护所。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毛的冥诞日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

在「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着这份《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还说：「中华民族已被他们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之下！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走资派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这份告人民书更说：「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告人民书表示，「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人们普遍认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是「乌有之乡书社」的后台，今年九十四岁的邓力群身体已经衰竭，前文提到的马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成了「乌有之乡」的旗帜。经常参与「乌有之乡」活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言论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陈谈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梁柱、《中流》杂志原副主编孙瑞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等一批人。

「乌有之乡书社」的负责人是范景岗。在「乌有之乡」网站上，随时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张春桥，你没有死》、《我感谢毛泽东为把政治交给人民而发动文革》、《温家宝不适宜担任总理》、《试看茅于轼「一仆二主」的精采表演》、《中国的「精英」高尚全之流》。零八年，北京一些学者和离休高官参加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马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那么多问题，「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

马宾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提出二次文革目标

马宾还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马宾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有北京学者认为，马宾、张宏良的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令不少人毛骨悚然。

【SOMEWAY•历史】北岛谈《今天》

2009-04-09T22:16:00.002+08:00

【SOMEWAY】导读：细细琢磨那时候的“团体”，与今天的“圈子”大不相同。

转载自网络。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 “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今天》的出现跟当时包括民主墙在内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是的，《今天》问世无疑和国家的大气候有关。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最终是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得变得宽松多了。中国人是有特殊嗅觉的动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闻都能闻出来，于是蠢蠢欲动。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触动吗？
北岛:这要说起来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即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就有人开始写诗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把大家一下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风格正好与此契合，他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
那时候，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三个都是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比如，我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再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画家。就这样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后来因受到警察的“围剿”，许多作品或遗失或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这种沙龙还是受到限制的？
北岛:何止受到限制，当时可得冒着危险，弄不好进大狱。徐浩渊的沙龙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说到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文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还有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得以发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诗，甚至连本人都没有了，是赵一凡提供的抄本。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传过不少小说，比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和诗歌相比就显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有一次我跟彭刚、芒克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这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与同班同学的沙龙不同），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 ”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后来当过分厂副厂长，现已退休。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估计早就不在了。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丽灵，多才多艺，有副好嗓子。她父亲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时全家被遣返回山东原籍，她在北京上访多年，与陆焕兴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张鹏志和孙俊世，他们既博学又能干，对《今天》创刊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陆焕兴，他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这也是个小插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改呢？
北岛: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比如中文数字的“零”是扁圆形，中间加个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间加一横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南方都市报:有受到阻拦吗？
北岛:在人大张贴时，学校保卫组出面阻拦，争吵后我们照贴不误，据说我们走后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顺利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是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在工农兵文艺的一统天下，这类文学作品已绝迹很多年了。于是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后来成为《今天》核心成员的周楣英就是这么跟我们联系上的。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样的？
北岛:都是黄锐设计的。原来第一期封面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是油印的，在栅栏围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样。因为蜡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够醒目。从第二期起，徐晓弄来学生会介绍信，在印刷厂制成铅印封面，即那个天蓝底色青年男女奋进的设计，后来我们用这个铅印封面重印了创刊号。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像这样的学者就是白吃干饭的，睁眼说瞎话，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物证俱在，而历史还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说吗？
北岛: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有问题。首先，“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 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矛头直指官方意识形态。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不能落井下石，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现在提到一本杂志，你不会想到它是手工劳动的结果。但那时候《今天》编辑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从刻版到油印，从折页到装订，全部是手工的，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很多是大学生，后来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就是我说的作坊，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那是编辑部所在地。

南方都市报:是刘念春的家吗？
北岛:对，是他们哥俩的家，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那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半小平房。芒克和当时的女友毛毛住里屋。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圈子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周楣英，是徐晓的丈夫，后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是鄂复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财务订阅邮寄，事无巨细。那个以作坊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那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 ──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南方都市报:那么多人的话朗诵也听不到啊？
北岛: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观众当时能听得懂你们那些诗歌吗？
北岛:那时似乎没有听懂不听得懂的问题。那个时代不一样，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开放:往往越是异端的东西，越被接受。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
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

南方都市报: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到外省出差，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乘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呵呵。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那种革命时期的爱情，没有结果或许反倒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 民主墙”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公安局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化整为零，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这样又拖了三个月，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险恶，“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南方都市报:那后来有没有让你辞职呢？
北岛:没有，但让我停职反省。在《新观察》呆了半年多，不许工作，自己也觉得无趣，后来通过朋友调到了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1983年，我在外文局成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对象，再次停职反省。

南方都市报: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批判对象是由于《今天》的关系吗？
北岛:跟《今天》没有直接关系。“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以后，雷抒雁化名“芦丁”写了篇批判文章，把我的一首爱情诗《彗星》进行政治解读。我成了文化部的整顿重点。有一年多的时间禁止发表作品。那时候我家朋友来往多开销大，我只好化名搞翻译，写散文、传记，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

南方都市报:化名什么呢？
北岛:艾珊、石默、李平等。熬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因为“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叫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南方都市报:当时还不是针对你们的？
北岛: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你在创办《今天》之前就写《回答》了吗？
北岛:对，史保嘉有一篇回忆录《诗的往事》，收入《持灯的使者》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文章中引用了这首诗的最初版本，写于1973年，我自己都没留底稿。

南方都市报:1973年就写了，为什么说《回答》的写作跟“四五运动”有关呢？
北岛:我最后一次修改是1978年，为了《今天》创刊号，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后来在《诗刊》发表时，为安全起见加上“1976年”，故人们认为与“四五运动”有关。

南方都市报:定稿跟初稿差别大吗？
北岛:差别不小，初稿虽说比较个人化，但无疑与当时社会的高压有关，更愤怒也更绝望。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是做工人对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借此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能力。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它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可能就读过你的这首诗，对你的印象也已经固化了。
北岛:就像给牲口盖上烙印，永远摆脱不掉。其实我的诗风自八十年代初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内省多变，而一般的读者没有耐心去跟踪这种变化。这就像里尔克说的，“一个人的名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南方都市报:“今天” 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里来的呢？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文化革命成了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很难简单用西方文学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比如，和台湾的现代诗歌相比，大陆现代诗歌由于历史语境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南方都市报:1990年《今天》复刊是什么回事？
北岛: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作家滞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刘索拉、高行健、陈迈平等，于1990年春天到奥斯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出版《今天》，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园地。同年8月《今天》复刊号问世。1991年夏天，我们在美国爱荷华召开编委会，决定调整方向，把《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今天》近些年陆续推出各种专辑，包括“中国实验戏剧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香港文化专辑”等。
复刊后的《今天》困难重重，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但《今天》坚持下来，在海外一办就是18年，一期都没拖过，而它在当今更加显示了坚持的意义:它是卡在权力与金钱合谋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南方都市报:目前新《今天》情况怎样呢？
北岛:新《今天》和老《今天》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话，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难鸣。但它总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种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所说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绝处逢生，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SOMEWAY•学术】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

2009-04-08T00:00:00.002+08:00

【SOMEWAY】导读：这是一篇利用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观点对纳粹宣传手法进行解读的文章。历史的确非常相似，因为我们今天也处于这样的“宣传”语境中。

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
作者：杨光

男，山东蓬莱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亚太国际关系和德国史。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

国内学者在有关德国现代史和纳粹运动的研究中，对纳粹宣传的背景、内容、手段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从属于其他主题，专题性论述尚少。 ①西方学界对纳粹宣传的研究较为充分，视角和方法亦多样化。 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三方面探讨早期纳粹宣传（1919-1933），并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对纳粹宣传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 “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 。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纳粹宣传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心理因素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纳粹宣传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但它对德国民众的控制必须从心理基础来理解。

纳粹宣传思想的形成有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政治实践为纳粹思想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一战期间，各国为自己的“正义性”大造舆论，渲染民族主义，肆意“妖魔化”敌国。如英国的战时宣传把德国人描绘成“无论如何要加以消灭的、野蛮又可怕的敌人” [2](第67页) 。英国的宣传模式、宣传人员的高素质，都远胜于德国。纳粹党对此感触颇深。希特勒认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传上的失败，他不仅对英国的宣传极为钦佩，对这一教训也念念不忘。

20世纪早期正处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长波的波峰。 [3] 民主化以人权平等和扩大参与等主张不断消解以血统、神意、天意等为基础的旧政治权威，使之合法性来源发生转移。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群众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时人对群众的崛起早有敏感认知。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19世纪末就指出，“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出现了。自此，“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4](第6页) 。认识群众并掌握这一力量，随之成为历史性要求。纳粹党对群众政治运动及争取群众的政治宣传有深刻体认。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他赞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认识到大规模宣传的价值”，“是真正善于启发其选区群众的大师”。 [5](第111页) 他还十分崇拜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认为他“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 [6](第39页)

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纳粹党重建。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在同期出笼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战争宣传”与“宣传和组织”作了专门论述。早期纳粹宣传思想亦初步成型。戈培尔指出：“宣传是实用艺术，是达到夺取整个权力目的的手段”， [7](第60页) 纳粹宣传即服务于纳粹党夺权目的的手段。其使命则是招致信徒。希特勒说，“宣传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以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所以宣传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无须顾虑信徒的道德品质与智能。为此，“宣传必须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5](第319-320页) 宣传应着力争取群众。希特勒宣称：“宣传不应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应以群众为对象。” [5](第107页) 戈培尔也说：“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 [7](第47页)

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已经颇多。这为纳粹宣传思想的充实与体系化提供了认知资源。在这方面，勒庞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响亦大。〖ZW(〗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尚无定论。勒庞的《乌合之众》出版于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有研究者如Robert Edwin Herzstein认为纳粹宣传思想受勒庞影响（The War that Hitler Won〖WT6BZ〗），此论合乎时代状况。

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 [4](第16页) 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

群体的感情低劣。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治。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 [4](第29页) 群体的感情简单而夸张，很容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鉴于此，勒庞指出：“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4](第36页) 群体对各种外部意见、想法和信念只做简单化处理。他们对于自身强大力量的意识，则赋予其偏执专横的性质。群体绝不接受不同意见，以致“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4](第39页) 。感情的专横和偏执使群体只敬畏并听命于强权，而视仁慈为软弱可欺。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水平也十分低下。群体只能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为此，需要把观念改造得通俗易懂，只注重其实际效果而不考虑其固有价值。群体不理解逻辑论证，不会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群众的想象力活跃而敏感，但形象化。影响群众想象力的关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引起注意的方式。纳粹党对上述内容颇有共识。戈培尔指出：“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 [8](第150页) 希特勒鄙视群众的抽象思维能力，认为他们不做冷静客观的思考，而只凭情感的好恶决定其行为，掌握群众的关键在于从情感上打动他们。他说：“每一种宣传必须是通俗易懂的，也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要将宣传的知识水平，根据那些想要注意但又知识程度低浅的人们所能接受的能力加以调整。做宣传时，纯知识层面的标准愈低，就愈能掌握更多的群众。” [5](第108页) 纳粹宣传亦无视道德理性。戈培尔讲：“客观性与宣传没有任何关系，宣传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7](第50页) 希特勒则露骨表白，对群众进行宣传时，“弥天谎言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因为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常常比自觉或自愿更加容易地腐蚀在他们感情的深渊中，因此在他们纯朴的思想上，在大谎言和小谎言之间他们更容易成为前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被查明之后” [5](第196-199页) 。宣传绝不能客观，更不能承认对手的任何观点，对之做丝毫让步。宣传需要讥讽敌人，更需将之“妖魔化”。这有助于利用人们对恐怖的逆反情绪与敌人斗争。宣传不仅要有激烈的内容，以吓退那些怯弱且性格不坚定的人，而且还需伴以暴力恐怖行为。恐怖的价值在于不仅能来恫吓人们，而且可以争取追随者。后来成为纳粹广播负责人的奥根·哈达莫夫斯基曾明言：“宣传与分等级的使用暴力必须用巧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它们绝不相互排斥，使用暴力是宣传的一部分。” [8](第16页)

勒庞认为，形象、词语、套话、幻觉是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的直接因素。“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极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4](第85页) 群体往往处在幻觉的影响下，他们充满幻想，“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4](第91页) 纳粹宣传者认为，言辞对群众感情的影响比报刊文字更具力量。希特勒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6](第39-40页) 只有演说家才能将群众中蕴藏的情感力量激发出来。戈培尔宣称：“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作家产生的，而是由伟大的演说家产生的。” [7](第47页)

勒庞将断言、重复和传染视为领袖说服、动员群体的重要手段。断言必须简洁有力且不断重复才能发挥威力，影响群众的观念。“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4](第103页) 得到有效重复的断言能够消除异议，并形成流行意见，是为“传染”的启动。传染的威力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和感情模式。当时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被勒庞视为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纳粹宣传亦要求以简单易懂的方式重复表达。希特勒指出：“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领悟能力低但遗忘性高，从这个事实来看，每一种有效的宣传只能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要点，并以简短的标语形式表达，一直如此运用到确定任何人也都能够知道含意。若把这些基本原则牺牲而想要多方面发挥，就将造成宣传功效整个都散失掉。这是因为群众对过多供应的材料，既无法加以消化也记不住。” [5](第108页)

弗洛伊德曾言，勒庞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 [4](中译者序第9页) 但勒庞群体心理学分析的许多内容并未得到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且偏见亦多。如何理解许多偏见、非理性的内容被纳粹宣传惊人地大量套用，仍需要对纳粹宣传之心理因素做深入探讨。

弗洛姆的群体心理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是需求自由以发展个性。但是，“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于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 [1](第11-12页) 。

实际上，逃避自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人的结果。进入20世纪，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使许多人在经济上失去了自主性，感到孤独、无助和不安全。在20-30年代，德国民众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在“君主和国家”的失败和倾覆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心理上和经济上变得双重匮乏。残酷的现实摧毁了他们原有的首创精神和勇气，使其指望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的希望破灭，信念动摇，这些处于无助与无望困境的“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们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设法逃避自由” [1](第16页) 。
对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用“权威主义性格”（施虐—受虐待狂性格）做了心理学分析。他认为：“正是这种性格结构使纳粹的意识形态具有最强大的号召力。” [1](第217页) 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尔海姆·赖希在用性经济的性格结构心理学解释法西斯主义时亦指出：“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 [9](第35页) “施虐—受虐待狂者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但同时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他。” [1](第217页) “虐待狂旨在以不受限制的权力，多少带有破坏性的方式支配另一个人；受虐狂旨在将自我消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权之中，以分享其威力和荣耀。” [1](第289页) 在一战后的动荡岁月中，渴望权威以结束混乱是德国民众普遍的心理需求。观察德国舆论可见一斑。《法兰克福报》要求结束“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德意志报》则宣称“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和权威”。许多人认为专制手段是解决德国难题的好办法，并“象宗教迷信那样渴望有一位神奇人物式的领袖，由他来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世道”。 [10](第35页) 希特勒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1923年10月，一位参加希特勒演说集会的妇女说道，“每一个人，在当前与经济灾难同时发生的心灵苦难中，都在寻求支持，并且将从一个不会使她感到失望的人身上找到这种支持，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他一出现就引起强烈的感情……” [11](第118页) 。从心理学角度看，实如有论者所言，“希特勒的窜起与其说是个人精彩无比的演技发挥，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德国人内心无比的脆弱” [2](第61页) 。

勒庞亦曾论及群众对权威的态度：“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群众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 [4](第40页) 。纳粹宣传者深谙此道。戈培尔说：“除了想要个象样的统治，人民什么也不想要。”人民对于他“无异于石头对雕塑家。领袖和群众有点象画家和颜料。” [1](第291-292页) 希特勒也认为，群众需要“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消灭及无条件投降”，“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 [1](第289页) 从宣传角度出发，他把演说者以其优势打垮听众意志作为宣传之要义，认为“具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使徒性格的出众演说才能”更容易地争取群众。而进行这种演说的最佳时间则是群众意志力最弱的晚上。这一时间，群众“更易于屈从于一个更强意志的支配力”，很容易对听众施加肉体疲劳术以使他们接受暗示。 [1](第290页) 希特勒还对从众心理做了分析：一个强大团体会对因孤独而恐惧的与会者“产生一种增强和鼓舞信心的效果”，一个参加群众集会的人，发现“周围成千上万尽是和他抱有相同信心的人”，“他自己就会顺从于我们所说的集体暗示的魔术般影响”。 [1](第291页) 纳粹宣传实际上也发挥了复兴德国民众心理的作用。许多德国民众正是借助投身纳粹运动，扮演了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双重角色，既满足服从权威的渴望，也实现了支配弱者的要求。

“权威主义性格”也适用于解释纳粹宣传施动者的心理。纳粹宣传施动者也是“渴望权力的虐待狂”。弗洛姆指出：“这种渴望乃是希特勒与德国群众、他的政敌的关系的特征，对德国群众他以虐待狂的方式予以蔑视和‘热爱’；对他的政敌们，他则显示了那些破坏性因素，而这是他的虐待狂的重要组成部分。” [1](第289页) 戈培尔现身说法，解释了施虐狂对施虐对象的依赖。“有时人被一种深刻的忧郁支配着，只有他再次面对群众，他才能克服这种忧郁。人民是我们权力的源泉。” [1](第292页) 纳粹宣传施动者渴望获得权力支配他人，并因此而具有活力，得到心理满足。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洛姆说“权威主义性格”的实质是“虐待狂和受虐狂冲动的同时并存。……虐待狂和受虐狂这两种倾向之产生，都是由于隔绝的个人无力保持孤独而需要克服这种孤独的共生共存关系” [1](第289页) 。纳粹宣传施动者的性格结构，最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宣传受众各自独特的人格结构。受众很容易对施动者宣传的内容产生共鸣，并追随施动者。由此，不难理解纳粹宣传何以会招致那么多的狂热信徒。诚如有论者所言：“在法西斯主义上升阶段，某些基本说法只不过是为了宣传或其追随者的自我欺骗而已。……追随者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或领袖们对追随者进行某种程度的欺骗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12](第84页)

纳粹宣传思想体现于宣传内容，并贯彻于宣传运作。内含民族复仇和对外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是纳粹宣传的重要内容，“凡尔赛的耻辱和平是德国人苦难和仇恨的渊薮” [13](第10页) 成为其不朽的话题。法国则被“妖魔化”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纳粹党鼓吹要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宣称，新帝国不只是恢复1914年的德国疆界，而且要“扩大空间，开拓世界。必要时使用刀剑，开辟道路。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14](第113页) 魏玛共和国和议会民主制被视为德国民族不幸的祸根，而“惟有根本肃清德国现行之全部制度，始有挽救之道” [15](第274页) 。

在纳粹种族理论中，犹太人被看作劣等民族，现代文明的病源，人类文明的破坏者，应该被淘汰和灭绝。纳粹党还要求犹太人单独为1918年德国战败及其后果负责。在纳粹宣传中，反犹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二十五点纲领”要求“反对国内外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精神” [15](第109页) 。在纳粹党看来，犹太人种下的祸根中最坏的，就是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乃至将之从德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

民族主义愤恨体现了心理学上所谓的“投射作用”：“原先的中产阶级成员不是意识到他们这个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命运如何，而是自觉地从民族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命运。民族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都变成一种象征，人们把真正的挫败——社会的挫败——转移到那上面去了。” [16](第181页) 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宣传也利用了群体的道德观。勒庞指出，如果把“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算作“道德”的内容，则“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4](第41、42页) 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感召下，宣传受众不以自己的暴行为不道德，反视其为无私奉献的美德而自觉崇高。但问题在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于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纳粹宣传的危害性结果，便如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说，是“从集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 [17](第143页) 不仅如此，这还导致任何对德国、纳粹运动的攻击和诽谤宣传反过来强化了那些本不认同纳粹党的人对它的忠诚。

领袖原则和绝对权威也是纳粹宣传的重要内容。领袖原则不仅指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也指处于各种领导地位的所谓精英们可以按领袖原则在权力所及的一切领域行事。它是一种所谓绝对责任和绝对权威无条件相结合的制度。“二十五点纲领”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 [15](第108页) 。希特勒声称，绝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必须由一个人单独来做出决定。他追求的“领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可以修改乃至取消现行法律。 [5](第449-450页) 纳粹宣传极力树立希特勒是德国人民“救世主”的形象。领袖独裁而又做人民之“救世主”体现了权威主义施虐—受虐狂性格。

纳粹宣传的“社会主义”别有含意。希特勒指出：“我们使用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则不是。” [11](第147页) 反资本主义也另有所指。希特勒对垄断资本家解释说，纳粹党只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而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这不仅对后者没有实质性危害,反而有助于将群众引入反犹太主义轨道。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仅限于向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并不触动私人财产，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无关；相反，国家通过采取福利政策，把工人争取到民族主义方面，建立一个克服阶级对立的“民众共同体”，会为工业家带来更大利润。可见，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多不过是后来加上的配料而已”。或如戈培尔所谓：“在我们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捉鸟的笼子。” [14](第158页) 希特勒还对“社会主义”做了民族主义的解释。他将民族而非阶级视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宣扬将“民族”和“社会”合二而一，“民族必须置于民众的共同体之上”。 [18](第134-135页) 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从属于“民族主义”。在纳粹宣传中，“社会主义”是不分阶级的民族的“群众运动”。纳粹党从1926年起也宣称它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大众的政党”。勒庞认为社会主义强大的原因即因为它是具有活力的幻想有其认识上的偏见，但纳粹宣传利用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幻想却是不争的事实。勒庞对只看效果，不顾理性，以词语和套话影响群众意见和信念的心理分析，在此亦找到了例证。

1925年纳粹党重建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先后负责宣传工作。宣传部门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建立起来，进行体系化运作。宣传部自上而下发布特别指令，内容细致到规定在群众集会上使用的主题和口号。宣传部还负责为各地区统一印制海报、传单，地方活动的信息则被收集起来逐级上传。在宣传部的统筹指导下，纳粹宣传以复杂多样的方式展开。

一是利用报刊及其他印刷品。1920年12月，纳粹党拥有了正式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该报所宣传的内容从下述评论可见一斑：“如果有人想以对敌人的仇恨作为判断报纸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德国最有价值的报纸。……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罪犯、勒索者……的仇恨，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得象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那样多。” [8](第23页) 此后，纳粹党的《冲锋队员》、《观察家画报》、《民族社会主义通讯》、《柏林工人报》、《萨克森观察家报》、《进攻报》先后创刊。《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1929年26,715份,1930年84, 511份，1931年108，746份,1932年126,622份。报纸的种类增加到121种，总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8](第32-33页) 传单、海报、小册子等也为纳粹宣传广泛利用。在海报、招贴画上，刺激而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与触目惊心的图画交相衬托。其内容多为反犹、反共和国，美化纳粹党。如有的海报画着一个肥胖而丑陋的小犹太人，骑坐在一个被道威斯计划捆缚的强壮的德国人的肩膀上用鞭子抽打他，标题是“打倒金钱奴役！投民族社会主义的票!”有的画着一只纳粹巨拳将一群犹太阴谋的代理人、银行家、魏玛政府官员、社会主义代理者打倒在地，标题是“打倒腐化堕落！投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票！” [19](第181页) 有的画着纳粹党人向众多只手发放工具，标题是“工作和面包”。勒庞说，要影响群体的想象力，“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第53页) 。海报、招贴画以直观的方式指引了群众的形象思维。其效果如依安·凯尔肖所言：“这些纳粹宣传的视觉影响是十分强烈的。” [20](第41页)

二是利用演说集会。“演说集会作为达到认同感和统一党员情感的方式，可为大量使用群众宣传技术以赢得群众支持这一目的服务。” [11](第33页) 群众集会还是“一个人对大部分人施加真正有效影响的唯一方式” [19](第273页) 。纳粹演说集会颇具特色，海报主题、音响、色彩、出入口等每个细节都得到精心安排。一次典型的夜间集会场景如下：人潮旗海，会场周围配以描绘着图画或简单有力文字的大型图版，巨大光柱亮射天空，在庄严隆重甚至令人屏息的气氛下，奏起激昂奋发慑人魂魄的瓦格纳乐章，接着演说者以煽动性的演说使集会达到高潮。“这种气氛逐渐地也感染了那些出于好奇或模糊的同情而来参加大会的人，他们被卷进大会上弥漫的激动与狂乱的情绪中，千年至福的希望和深深的仇恨交加的漩涡中。” [11](第154页) 演说集会的吸引力在《人民观察家报》对1932年君茨堡一次集会描述中可见一斑：“在下午，人们从各方汇集而来，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或乘货车和汽车。……演说尚未开始，大厅就被挤满了。数千人只好站在外面。” [20](第60页)

三是发明宣传标识和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威廉·夏伊勒说：“希特勒要作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 [6](第67页) 希特勒认为纳粹党缺少一个能够表达政治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他设计的党旗，使“纳粹党由此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旗帜上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着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 [6](第69页) 纳粹党还是使用现代技术进行宣传的先行者：一方面是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另一方面是借助现代运输工具。唱片、麦克风、扬声器成为纳粹宣传所用的标准装备。在竞选活动中，纳粹党用卡车载着扬声器四处宣传。希特勒还租用飞机，在全德做飞行演说。

四是在宣传中伴以暴力恐怖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冲锋队的活动中。希特勒指出：“冲锋队绝对要起政治作用：他们必须是从属于党的进行政治恐吓和宣传的工具。” [21](第114页) 他们的任务是在“一种以恐怖手段进行的持续竞选中” [10](第101页) 瘫痪对手的意志。冲锋队整齐有序、威武雄壮的游行，不仅对群众产生心理压力，而且在当时低沉的气氛中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印象。曾管辖冲锋队的扎洛蒙说道：“一大群人表里一致，有纪律，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或者猜出他们不遗余力的战斗意志，这种场合会给德国人造成极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们的心灵产生比任何文字、演说和逻辑都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语言。” [10](第101页) 其效果在施佩尔的记述里有例证：他的母亲看了一次冲锋队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在当时一团糟的形势下表现出纪律性，在当时普遍感到无希望的气氛中给人以朝气蓬勃的印象，似乎博得了她的好感。不管怎么说，她在甚至没听到过一次演说或阅读一份小册子的情况下参加了纳粹党”。 [22](第17页) 这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冲锋队打击对手的暴力行为也具有公众效应。1938年出版的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提到，在早期，“党的最大困难实际上在于无人注意到它”。但暴力行为促使新闻界转变了对纳粹党的冷淡态度，此后，“资产阶级和红色报刊每日都要与纳粹打交道” [8](第16-17页) 。在暴行影响下，许多人惶惶不安地投靠了冲锋队。奥托·施特拉塞在一次冲突后写道：“所有那些在斗争后留在大厅里的人，自发地站到我们这一边。……在短时间前，对我们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这种态度改变了。” [8](第21页) 冲锋队拥有力量并加以施展，参与者分享权力与荣耀，纳粹暴力宣传深刻体现了“权威主义性格”。

就宣传本身而论，它是价值中立的。宣传既可用于劝说、改变既定态度和思想，也可用于加强现存思想倾向和信念，使之更明确更集中。虽然宣传在历史上不断被用于追求各种价值属性不同的目的，但诚如纳粹宣传研究者特伦斯·考尔特所言：“由于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也是理性决定的结果，所以宣传也必须诉诸人类本性中的理性因素” [23](第2页) 。无视这一现代性要求，民主政治的发展必受危害。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也是德国由民主政治走向极权主义的过程。此间早期纳粹宣传所扮演的角色毋庸赘言。真正发人深思的则是其深远性危害。这可见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对极权主义宣传的评价：“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比这种危害还要严峻的，则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严” [17](第146-147页) 。
对纳粹宣传的心理学分析也提醒我们，尊重理性而不能陷于理性“崇拜”与迷信。毕竟，在政治和理性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对政治现象的理性认识和政治能否成为理性指导的对象）。赖希认为，在政治上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 [9](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3页) 。如此讲，每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都有某种程度的“权威主义性格”倾向。这也提醒我们，在理性之外还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诸多非理性因素。民主的危机，乃至人自身发展的危机不是专属于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面临的。要解决这些危机，不仅要关注外在因素，还要从人类自身，从自己的心中、自己的态势中探究原因，寻求智慧与力量。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免于成为为逃避自由而失去自我的乌合之众。